1938年4月，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个厅由在重庆的文艺界进步人士组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郭沫若因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受到通缉，其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军队政治动员与宣传的最高机构，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体现，1938年2月在武汉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和设计委员会等，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军训国民、组训民众及服务战地，宣传及政治情报搜集等工作，1946年6月撤销。1940年9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周恩来找到时任部长张治中说：“第三厅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社会名流，来重庆就是为了抗战，你们搞得他们流离失所。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你借几辆卡车，我把他们送走。”

蒋介石害怕增强共产党的实力，失去人心，几天后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人，说要成立文化委员会，仍由郭沫若当主任，原三厅人员一律聘为委员。会见后，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说：“蒋介石怕我们去延安，要把我们圈起来，你看怎办？”周恩来说将计就计：“他画个圈，我们跳出圈子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更利于斗争。我们无权无势时，都能在地下干，有个地盘站脚，还怕干不成事吗？”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虽不能像第三厅那样轰轰烈烈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但著书立说、讲学论争、从事文艺创作，一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虽然红军已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对八路军、新四军耿耿于怀。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电报，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朱德等复电，驳斥了他们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9000余人奉命北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部7个师8万多人拦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还要审判叶挺，这就是“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给重庆进步文化人心里布下阴霾。1941年10月，国统区文化活动受限，大型集会基本不允许，周恩来提议开展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并对郭沫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为纪念你创作25周年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

活动会场设在中苏文化协会。1941年11月16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地大门高挂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张贴大字横标“以清妖孽”。到会的有国民党的潘公展、张道藩，还有苏联来宾、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代表2000多人，场面盛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致贺词。这次活动有力地提振了革命士气。

话剧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文化抗战的形式。1942年1月郭沫若写成剧本《屈原》。他借屈原之口说出抗战时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愤怒，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

周恩来同专家一起讨论剧本，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演出。那时，重庆来了50多个戏剧社团，演艺界名流荟萃，盛况空前。剧组汇集了当时的一流演员，阵容强大。排演中，周恩来几次到现场观看，还专门请两个主要演员到红岩村朗诵第五幕第二场《雷电颂》的台词。《屈原》上演后，一票难求，有人半夜排队买票。周恩来让办事处和曾家岩的干部买票轮流去看。他主持座谈会，要求《新华日报》配合宣传。

当时的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云集渝州，而重庆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罩在浓雾中，敌机难以轰炸。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把大雾弥天当作话剧公演的季节。每年雾起，话剧界就掀起一次创作和演出高潮。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共演出大型话剧150多台。有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愁城记》和《法西斯细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老舍的《面子问题》、沈浮的《重庆24小时》、曹禺的《北京人》和《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石达开》等近20个优秀剧目。内容多是抗日救亡，揭露国统区腐败的。国民党文网森严，作家就以历史剧为武器，借古喻今，激发国统区爱国人士的抗日反腐热情。

（作者系原市文化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