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战争的历史篇章，有一位外国将军曾经和中国军队一道，手挽手、肩并肩、血肉相连，为抗击侵略者而亲身经历了长达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对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全面抵御敌寇，第一次取得历时最久、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完全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就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曾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等职，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了国际运输线、远东战区胜利之途——中印公路，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风云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他参加了在东京湾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荣获了美国最高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伟大朋友”的历史功绩和美誉。史迪威将军从小酷爱体育运动，曾是校足球队中卫，西点军校的“优秀足球后卫”。

我曾在二战缅甸“密支那”战场，与史迪威将军结为“知音”。

那是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关键、转折的一年，敌我形势发展到相对、抗衡、持久的阶段。

年初，我即将毕业于当时位于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文学院外文系。由于同盟国中缅印战区反攻战况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今渝中区复旦中学内）来校征英语译员。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举荐我和几个即将毕业的同学前往应招。结果仅我一人被录取，成为复旦大学第一个被派去前线的学生。当晚我和其他大学20多名被选上的学生一起打地铺睡了一宿，第二天就乘坐军用飞机去了昆明。

在春城，我先在设立于东郊干海子地区的炮校担任美国盟军的英语翻译工作，为译员队副队长。从1943年春至1944年夏，共一年半的时间。1944年7月底，由于前线战事紧迫，我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炮校调往缅甸，火速被送上军用卡车直奔西站外的巫家坝飞机场，搭乘军用运输机，途经鸵峰航线，降落在印度的都门都玛机场。接着，我们再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

8月4日，我参加了著名的收复密支那的战斗。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在此地作了一月多的休整。此间，中国驻印军奉命进行了改编，正式扩为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下辖新编第38师、新编第30师与战车1营；新第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下辖第14师、新编22师、第50师。随后，我上调到新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我军继续向南不断推进，经南坎、苗堤，直至缅甸中部重镇八莫。

9月下旬的一天，我随同师长唐守智会见了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的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我担任翻译。稍后我与他作了短时间的交谈，聆听了一位长者的真知灼见。

我们的话题是从对战争的感想开始的。他说：“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文明的体育，一是野蛮的战争，然而我是一生都有所经历。”随即他回忆到：“我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在读杨克斯高级中学时就是校足球队运动员，1898年获威斯特切斯特郡冠军。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事学校，在这期间还是足球后卫，并荣获过优秀足球运动员的称号。现在是人到老年再处于人类最残酷血腥的战争中，这些虽都是具有智慧较量、力量对比的因素，但战争毕竟不是足球，它是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进行运作，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呀！”我听后异常兴奋，想不到他对战争和足球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句句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可谓是我绿茵场外所难遇的教练、黄沙场上所幸逢的良师。紧接着我说：“将军，我也是一个在学生时代就酷爱足球的运动员，从当年重庆早期的川东师范学校（今西南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到目前就读的复旦大学，一直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此时深能领悟您这番话的精髓，只不过现在我纯粹还是一个年轻稚嫩的参与者。”他听后十分诙谐地说：“好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就是知音了，那么眼前就要学会在战争中‘运球’，去争取‘破门’的胜利。”

一席话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里、永恒的历史中。至今我还能想起他那魁梧的身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透射出一种谦和、智慧的目光，宽长的嘴唇讲述着深邃的思想，高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平添了几许诗人的文雅、艺术家的气质和语言学者的风范。

此后，在我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军节节向南溃退。不久，缅中重镇腊戊又被我军攻克。接着，我们又拿下了猛岩。捷报频传，最后大家在乔梅胜利会师。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2003年时逢史迪威将军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专程去李子坝凭吊史迪威将军故居，受到热情接待。我参观了将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建立不朽历史功绩的图片展览，以及当年所留实物，并在该馆纪念簿上署名留言:“Gen.J. Stilwell.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即“史迪威将军，你常在我心中”）。临别时，该馆向我赠送了印有STILWELL MUSEUM（史迪威博物馆）红色标记和深绿色飞虎队图案的白色短袖衫一件，仿当年中印缅战场将士所配用的布质盾形臂章一枚。上有“C.B.I”（即“中缅印”）字样。后来，我还写了对史迪威将军的纪念文章，与他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进行了通信联系。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称赞我是一位非常值得大家尊重的老人，随函也赠予了我史迪威将军纪念邮票，并相约在重庆相见。

2005年9月6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主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我作为重庆地区唯一的二战老兵参加。报到时，与早已通信相约前来参会的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相聚。大家一见如故，十分亲热。我用英文与他交谈了1个多小时，讲到了当年在中缅印战场密支那阵地与史迪威将军相识的情景。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很激动，说：“我的外公史迪威将军二战后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尊重和崇敬，尤其是当年在远东指挥中心——重庆，与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缔结的人生情结，终身难忘！我本人也是5次来到重庆，印象最深的是重庆人民的热情和友好”。随即我向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赠送了自己与几位研究史迪威将军的学者共同翻译成英文版的《史迪威将军纪念册》，以及“八年壮史迪后代，二战威名誉中华”嵌名对联书法作品一幅，并合影留念，续了这一段和他外公60多年前十分珍贵的历史之缘。

2011年12月3日“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解密影像展”在重庆展出，我与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亲切重逢，再次握手，也作为参战老兵唯一的代表发言，受到全场特别崇高的礼遇和尊重。

曹越华在史迪威将军像前

2011年12月曹越华与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握手

1944年曹越华在缅甸密支那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