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所有精神生活中，读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古代的人读书不太容易，明代散文作家宋濂是这样叙述自己早年读书之艰辛的：“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曲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相比之下，现代人读书就容易多了。就我而言，至少不存在“无从致书以观”，也无需“假借于藏书之家”，更不必“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因为，家中有藏书。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我家里唯一不缺的就是书籍。因为父亲喜欢读书，家里的书架上放满了他读的各类文史哲书籍，至今我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书。

也许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书。参加工作后，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见自己喜欢的书便慷慨解囊。这样日积月累，家里就堆积了不少的书。

虽然我买书的目的是读而不是藏，但读书的速度始终跟不上买书的速度，加上我贪多务得，面对书架上那一排排摆放整齐的书就产生阅读冲动，拿到这本也想读，拿到那本也想读，往往一本书没有读完又拿着另一本看。《古今文学名篇》刚读了一半，又拿着《中国通史》在读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刚开了个头，又因为查资料去读《鲁迅经典》，很多时候一本书的阅读不能做到善始善终。我喜欢读文学类书籍，也爱读历史哲学类、经济政治类的书。看起来读了不少，但其实收获并不大，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想来，读书还是应该有所侧重，不应该一味贪多。贪多只是在面上跑，没有沉下去，总觉得肤浅。

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家中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仍然是有必要的。书，是一个人的精神伴侣，对于日常的阅读和写作也有诸多好处：想读的书随时可以读，查找参考书也更加方便，也更便于写作。我爱写作，在动笔写文章之前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阅读与写作内容相关的书和文章。比如在写作《遇见鲁迅》这篇文章时，就阅读了鲁迅相关的大部分作品。家里有了一定量的藏书，不管写哪方面的内容都很容易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

当然，有时走进书房，看见书架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读的文化经典，就有一种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的感慨。我想，这些书再读十年也看不完，有些就不如送人吧。一套精美的四大名著送给了一个亲戚；两本《中国通史》分别送给了儿子和孙子；《苦难辉煌》送给了一个朋友，连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也分别送人了。想想，这些书送到更需要的人手中更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