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不乏一些国际友人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为共和国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作家谭楷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讲述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的动人故事。该书荣获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1915年，伊莎白出生于中国成都的华西坝。这位百岁老人在她成长的岁月里，亲历见证了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壮大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她的人生经历可谓精彩丰富，但贯穿其间的，始终是她对中国的赤诚之爱。

青少年时代，伊莎白辗转成都与多伦多之间，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的良好熏陶。大学毕业后，她被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大美风景所吸引，毅然回到中国，开展人类社会学方面的田野调查。从四川汉源赵侯庙，到理县八什闹，再到重庆璧山兴隆场，来往穿梭于这片深情的大地，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找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这场艰苦的跋涉中，伊莎白不仅是记录者，她还竭尽所能地帮助乡民改善生活。在重庆璧山，她在开办平民学校普及教育的同时，还引进西医，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与此同时，她笔耕不缀。当年，她所撰写的《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一文，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二战爆发后，伊莎白随同丈夫一起回到英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结束后，出于对中国的眷恋，伊莎白夫妇再次回到中国，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参与创办了外事学校，开始着手为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两人与学员们一样，吃棒子面、野菜粥，住简陋的农舍，睡硬邦邦的土炕。由于他们的突出贡献，1949年10月1日，两人受邀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后来，中央外事学校更名为外国语学校，两人不仅教学员们外语知识，还带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了大批外国语方面的人才。期间，两人还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材，编撰了《汉英词典》。当时，国外有好几所知名大学许以重金邀请他们出国任教，面对丰厚的金钱诱惑，伊莎白和丈夫不为所动，目睹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也曾和无数拼搏者、奋斗者一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默默地耕耘过，挥洒过自己辛勤的汗水。他们毅然把根牢牢地扎在中国，选择生活在这片阳光明媚的土地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人退休后继续奉献在教育事业上，伊莎白则发挥自己专长，在故地重游的基础上，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断已久的人类学写作捡拾起来，经整理编撰，相继写出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等专著，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向外界传递中国声音，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用一生爱中国》一书循着伊莎白的成长轨迹，用鲜活的事例和朴实无华的书写，讴歌了伊莎白一生热爱中国、追随中国的炽热情怀。无论是贫穷落后的旧时代，还是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抑或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伊莎白始终都能坚守自己的人生初心，热切地追求着光明，选择坚定地与伟大的中国、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风雨同舟，同呼吸、共命运。她用满腔的热忱，肩负着时代的使命，热忱服务于人民；用真诚无私的担当，执着投身于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当中，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谱写了一曲撼人心魄的颂歌。

书中，在谈到与中国的一世情缘时，伊莎白谦逊地表示：“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伊莎白和她的丈夫用热切的实践，践行了一生爱中国的美好夙愿，用朴实的赤子之心，用清澈的世纪之爱，书写了与伟大中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人间佳话，正如伊莎白在书中所言：“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