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年集是一场十里八乡的盛会。

就像《京都风俗志》所写：“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棊布星罗。”那一天，热闹迅速从名词变成动词，从影影绰绰变成浩浩荡荡，让羊肠般的土路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吞吐汹涌的人潮。有人在狭小的空地里见缝插针地摆摊，有人在吆喝和还价声的间隙中小心翼翼地挪动，形形色色，推推搡搡，吹吹打打……如火如荼的年味就这样在露天的乡土大地上密不透风地赶了千年。

在童年的印象中，年集的味道是甜美的。

时不时就有卖糖葫芦的人，把插杆当作旗帜扛在肩头，无声地召唤着四面八方的小孩。山楂裹在金黄的糖浆里，像是人裹在一年的好事里，红光满面的脸颊上泛出微醺的光泽。它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知不觉间就溜到我的手里，顺便挤走兜里一张纸币。有时候，还会碰到卖棉花糖的。那如烟似雾的形态、雪白蓬松的质地和入口即化的口感更是让我欲罢不能，大口吞下，仿佛把花团锦簇的甜言蜜语和敬酒词也都吞进了肚中，为年后走亲访友做足准备。

最东边，是吹糖人的固定摊点。或是鸡狗马羊，或是悟空八戒，孩子们各种斑斓的想象都能在师傅的手中得到实现。我们围在两侧，看他瞪大了眼睛，鼓起了腮帮，一双手弹琴般快速揉捏，圆滚滚的糖浆就生出了牛角，或长出了金箍棒，插在木棍上一摇，就勾起了一片崇拜的欢呼声。守在一旁，糖浆浓郁的甜味久久不散，看着师傅灵活的巧手，甚至感觉自己的情绪也在被揉搓、塑形，这一年的甜蜜前景似乎即将在师傅的手中被一一预言。

年集的颜色是吉祥的。

我喜欢跟在人群中看对联，虽然不懂典故，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在或工整或狂放的毛笔字中咂摸对仗与平仄。有人在现场书写，不管毛笔在红纸上是否走出了龙蛇，当他弯腰提笔的时候，就已经在身边人的捧场声里和王羲之肩并肩。地上摆着一沓沓福字，各种字体、颜色、花纹应有尽有，人世间所有的福气在这里都能找得到模子。

不远处，是卖灯笼的区域，最多的是红色的灯笼，如同一片高低错杂的雨林，把周围都染红了。如果它们会悬浮的话，一定能把故乡的天空塞得满满当当，一路延伸到辽阔的田野上空。灯笼的半面是灿金的四字祝语，半面则是鲤鱼、牡丹等吉祥图案，下面坠着红色的穗儿，随着风轻轻摆着尾。提一盏灯笼回家，来年走上再远的距离，也不会忘记归乡的路。

年集的声音则是闹腾的。

这时候可没人会在家里睡懒觉，挤满一条条街道的声音漫过窗子，涌进每个房间，就连家养的鸡鸭都叫嚷着，想出去溜达一圈。招呼声、欢笑声、叫卖声、还价声此起彼伏，把灯笼的穗儿拨弄得来回摆动，惹得货架上的铃铛也忍不住地唠起了家常。“再买点瓜子，不然看春晚的时候没得嗑了”“给小二子买双虎头鞋，新年就要生龙活虎”“把福贴在窗子上，福气就到家了”……人声鼎沸，像是一场金戈铁马的大雨落在了湖泊，水花溅得人心神激荡；又像是潜藏在鞭炮里的轰隆声要在年集里进行一次试鸣，不在耳畔留下丝毫留白。可偏偏，年集越吵，越热闹，越喜庆！

对我这种自小生活在城里的人而言，年集里成群结队、气势汹汹而又理所当然的方言和土话听起来陌生而又熟悉——这是文化基因与地缘血脉的共鸣，压过了二十多年的疏远与隔阂，迅速同化着我的腔调和语气。

一直到现在，每逢过年我都会回老家，去年集里赶上一遭。在这里，我总能看见乡村最澎湃的激情和最旺盛的生活气息，期待与收获在这里集散，文化与乡愁在这里赓续。关于幸福、和谐与富庶的答案，无需追寻，它们在每一张笑脸上洋溢着、舞动着，每一年都在开花结果。

我也莫名地觉得，只有赶了过年集，才能真正地跨入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