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散落在河溪边、青山中的石头，曾经毫不起眼，但在时间的长河里，它们与先贤陆绩、张弼因缘际会，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就是安放在苏州文庙的陆绩“廉石”和安放在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的张弼“廉石”。两块“廉石”承载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篇章。

《新唐书·陆龟蒙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陆氏家族的远祖陆绩（约188—约219），在三国时期曾被孙权任命出任郁林太守。当时的郁林，偏远落后，多瘴气。为改善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减少疫情传播，陆绩就带领百姓修筑城池，兴修水利，开挖水井，同时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一系列举措，让他赢得了百姓爱戴。

陆绩任期满后，主动辞官返乡孝养父母。陆绩归乡是雇船走珠江入海，全部家当装到船上，还不够半船。船工一看货物太轻，便说：“船装得太轻，在海上遇到狂风大浪容易翻船，你一家四口所带东西不如一介寒士，得想办法增加一些重量。”没办法，陆绩就让人买来了一担笋干，还有两只装满咸菜的大瓮，但于事无补。这时，陆绩看到岸边有不少石头，就让送行的百姓帮忙，挑了一块巨石搬上了船。后来这块压舱巨石被陆绩取名“郁林石”，一直被收藏在陆绩旧居，“官无长物唯求石”也作为陆氏家训，代代相传。

明代弘治九年（1496）夏，当朝监察御史樊祉到姑苏城视察，专程去观瞻“郁林石”。他对苏州知府史简说：“先哲遗物，应该加以表识，这样可以教化后人。”当地官员很快就将此石移置城中察院场，建亭予以保护。樊祉又挥毫写下了两个大字“廉石”，勒于石上，以彰其举，以昭其义。以后，这块“廉石”虽几经变迁，但一直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保护，最终被安放在了苏州文庙。

其实早在陆绩“廉石”得到保护之前，就有明代的张弼（1425－1487）效法陆绩，同样用一块镇舟之石，留下了清正廉洁的美名。

张弼是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曾任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南安地处赣粤两省要冲，历来社情复杂。张弼到任后，打击土匪罪犯，解决了两省百姓许多利益纠纷。看到大庾岭商道年久失修，张弼组织百姓拓宽路基，架桥铺路，大大便利了商旅往来和货物运输，使当地百姓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张弼还采取了一系列教化措施，创办书院、祭祀先贤、修编郡志，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作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希望得到张弼墨宝的人数不胜数，但在南安他不仅没有主动敛过财，甚至还严词拒绝了以“祈求墨宝”为名的雅贿。所以，他能赢得当地百姓的爱戴，绝非偶然。

一天，老百姓看到知府大人张弼上了山，一打听才知道，张弼要离任返回家乡。由于所带行李太少，他欲寻一山石压在船舱以抗风浪。百姓非常爱戴张弼，便说道：“不要说一块山石，您就是要这座青山，我们也乐意。”在百姓的帮助下，张弼与儿子一起找到了一块形状修长，好似凌云冲霄的石头。从嶙峋的凌霄石上，他看到了与自己风骨人格的契合，他自言道，“为官十载无家财，青石压船抗风浪”。走马上任时，他“一挑行李两船书”，离职还乡，除了两船书变三船书外，就仅从南安带走了这块巨石。

张弼清正廉洁以石明志的故事被广为传颂，这块凌霄石也被称作了“廉石”。张弼后人一直视此石为传家之宝，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才将它捐赠给了醉白池公园。1960年，张弼后人又将张弼书法精品《铁汉楼帖》明末刻板42块，捐赠给了国家。

石，固然不解世事、不通人情，但石上生廉，有了精神意向，就会让人心生感佩。镇舟的“廉石”，虽然主人不同，年代不同，但都注解了一脉相承的为官美德。

“廉者，政之本也”。从古至今，清廉是对为官为吏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公生明，廉生威”，千百年来无数事实证明，清廉自守是为官之本。就此，孔子也说：“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欲望，人皆有之，关键是要做到“欲而不贪”。所以孔子强调为官者要追求仁德，保持心地的纯净，面对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能够不改变自己的道义和信仰。陆绩和张弼自是这方面的楷模。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在仰慕先贤的同时，“廉石”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廉政”是前提，从政不“廉”，何以谈信念？“勤政”是途径，“廉”而不“勤”，何以谓忠诚？所以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在新征程上，唯有让“廉石”成为党员干部前行的“压舱石”，才能沉稳应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哪怕风高浪急，也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