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心相知

四十载春华秋实，四十年风雨兼程。从1984年创刊到2024年，《重庆政协报》已走过整整40个年头，步入了人们常说的不惑之年。

幸运的是，作为一名报人，我的个人成长史与《重庆政协报》不期而遇，不谋而合。与《重庆政协报》相识相交，是我新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片段。

1985年，我刚到《重庆日报》参加工作，就与《重庆政协报》结了缘分。由于我大学主修的是历史学专业，对新闻史研究比较热爱，经常采写些报坛轶闻的稿件。我对新闻史的偏好，受到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也是新创刊的《重庆政协报》编辑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王文彬先生的关注。王老曾是《大公报》的发行人，也是《重庆日报》的首任经理，算是重庆新闻界的泰斗级人物。有一次，我到市政协大楼拜访王老先生，本想采写一下他的个人传奇和新闻故事，并搜集一些重庆报史资料。不料，他却十分谦逊低调，顺手拿起创刊不久的《重庆政协报》，给我谈了许多如何办报的心得体会。他说：“政协报的宗旨就是围绕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传达上级指示，反映委员意见、建议，交流经验，沟通信息，为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而努力。你现在是市委机关报记者，应该走出故纸堆，面向现实，多到基层一线，到工厂商店、田间地头去体察民间疾苦，记录时代风云。”王老一席话，让我受益匪浅。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全国农民报黔边行的异地采访，联想到重庆计划单列改革后既是大城市也是大农村，为什么不能来个“渝郊行”？这一想法得到王老先生肯定、支持，《重庆日报》专门为我开设了“渝郊万里行”专栏。王老先生看了我前期的旅行报道后，特地修书一封具体指导评析，并建议我多学习原《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西北行、塞上行的风范和风格。

无独有偶，时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也是《重庆政协报》主要创办人的姚江屏副总编，在阅读我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渝郊万里行”的部分篇章后致函赐教：“拜读《万里行》之后，使我对渝郊乡镇有一较为完整印象，而文笔也较流畅，脱却了僵板的老框框，字里行间更包含了你的爱憎观点，语言平易，给人以亲切感。不足之处，今后还须加强报道的深度，把存在的问题揭透，最好篇中留有余意。”姚总编解放前曾经是《新民报》的著名记者，他的悉心指导有如及时雨露，让我后边的采访报道更注意深度挖掘、深刻表达。后来他又写信赞许，说我的旅行通讯“较前很有进展，文笔、内容都有较快的进益”，使我倍受鼓舞，深受教益。

王文彬、姚江屏，还有《重庆政协报》戴永福、王抡楦编委等老报人，真正是我的启蒙良师，使我从一位门外汉逐渐成一名职业记者。我也一直关注重庆政协老报人编辑出版的政协报，无论是起初的《重庆政协》，还是后来的《政协时报》，我都尽量找来学习、观摩，有的经典文章还做成剪报收藏。遵循师长教诲，我更加坚定了“脚板底下出文章”的理念，先后走出了五个“万里行”，写出了五部当代社会考察实录，形成了有一定独特风格的“行走新闻”。2014年，也就是《重庆政协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本人荣获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遗憾的是，多位大师良师已先后作古。

日月如梭，转眼又到2024年，本人新闻从业也届不惑。我有幸成为政协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临近退休，可以考虑修志写史了。回想起政协那些老前辈、老报人对当年一名普通党报记者的关心关怀关爱，令人感慨万千。作为新任重庆报业传媒协会会长，我牵头整理编辑了一本《重庆报业创刊号档案资料汇编》，书中第一部分收录了有影响的重庆时政报纸，放在靠前位置的就有《重庆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