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重返重庆周公馆

1955年4月7日，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一架中国民航的苏制伊尔-14缓缓降落。随着机舱门打开，人们惊奇地看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

周恩来、陈毅此行是率中国代表团出席4月18日-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即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途经重庆作短暂停留的。这是重庆解放后，周恩来第一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山城。在周恩来光辉灿烂的革命生涯中，重庆岁月占据着重要部分，或者可以说，重庆岁月是周恩来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之一。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带着抗战的硝烟来到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到1946年5月离开山城，东迁南京，周恩来在重庆战斗、工作、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艰苦卓绝的山城岁月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广大党员栉风沐雨、运筹帷幄，顶逆流、历艰辛，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影响，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更是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此番九年后重游山城，周恩来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周恩来与陈毅等人下机后，下榻在重庆市委一号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官邸所在地）。他关切地向当地负责人询问重庆解放后这几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下午两点半，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就一起来到他和邓颖超曾经生活战斗过八年，距市委一号院二百米左右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现渝中区中山四路，原为重庆地方人士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8年秋，为了躲避日军空袭，赵氏举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好朋友、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陈长蘅。1939年2月，为了解决中共代表的住房紧张问题，便于开展统战工作，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从陈长蘅手中转租了一、三层和二层东侧部分房屋，对外称“周公馆”，以此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外事组、军事组等均设于此。当时周公馆所处的内外环境十分严峻复杂。距大门西边百米之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的公馆，东边则毗邻国民党警察署，常有国民党特务装扮的小摊小贩来回游走，对进出周公馆的各种人物进行监视。而周公馆内部二楼西侧的几间房间则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的刘瑶章、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参事端木恺、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斐君等人。1958年南方局另一领导人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诗曰：“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

正是因为在这里有这样非比寻常的战斗经历，周恩来回渝后自然要去周公馆看看。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步行来到周公馆门前时，竟然吃了个“闭门羹”，周公馆的钥匙被市委工作人员拿走了，无法进门。周恩来一行只能在旁边的派出所（该派出所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警察局六分局曾家岩分驻所，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周公馆来往人员、掩护特务活动等等）等候。

在等候钥匙的过程中，周恩来坐在天井边派出所接待群众的一条黑漆长凳上，向身边随行人员讲述抗战时期周公馆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期间工作人员建议：请总理上二楼所长办公室休息，周恩来摆摆手说不用了。不久钥匙送来了，一行人才缓步走进周公馆。

此时层楼依旧，井院未变，但原来的家具、用具早已丢失殆尽。漫步这上上下下十几间房，物是景非，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周恩来的心头。直到下午6点多，他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来。这时，一位抗战时期与周公馆比邻而居的老大娘注意到这位气度不凡的陌生人。她凝神一看，心中一惊，差点跳起来：“是周总理，是周总理!”很快，门口就聚集了街坊邻居和闻讯而来的群众。大家兴奋地拥过来，热情地鼓起了掌。周恩来示意警卫人员不要强行阻拦群众，并亲切地挥手向大家致意。一位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兴奋地走到周恩来跟前，甜甜地喊了一声：“周爷爷好!”周恩来亲切地蹲下身子，抚摸着他的头，开心地说：“小朋友好，小朋友好。”这珍贵的历史瞬间也被身边的工作人员拍摄了下来。

晚上，周恩来在市委小礼堂观看了《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白蛇传》等川剧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总理和陈老总对川剧表演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表示赞扬，并上台向全体演职员表示感谢。本次重庆之行，周恩来身肩重任，只能在重庆作一天短暂的停留。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由那里转机前往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从1955年到1965年，周恩来身兼多职，日理万机，仍然四次来渝。但1955年重返周公馆是自1946年离渝后，他唯一一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