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南中学的秘密抗战

在有着浓厚革命传统的重庆綦江区境内，曾有一所鲜为人知的学校，名为渝南中学。该校是綦江境内第一所私立完全中学，在綦江教育界曾有重大影响。它的前身是重庆私立文成中学，后因教师不和、派系严重而停办。当时任渝南警备区司令的张轸得知此事后，在文成中学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教师，开办了一所完全私立中学，称为私立渝南中学。就是这样一所看似普通的学校，却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工作面临险恶处境。“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政治斗争环境更为复杂和困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巩固党组织，中共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随后于1941年在重庆红岩村提出了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要遵循的七大基本原则，即“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或机关保证有党的组织和个人的联系；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要在思想和组织上巩固党；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以应对日趋复杂的敌我斗争态势和政治环境。

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工作方针和南方局提出的基本原则要求，如何把在重庆工作的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撤离，转移到农村，同时在川黔边境开辟活动区域，建立党的工作据点，成为了南方局面临的一道难题。无巧不成书，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秘密地下工作者，曾任孙中山先生新闻发言人的李世璋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和纠缠，趁治病之机，迁居綦江乡下，在北伐时的好友、驻綦江的渝南警备司令张轸的支持下，担任了綦江渝南中学的校长。渝南中学的成立，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派员联系李世璋，要求他吸收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该校工作，以便对学生进行进步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革命文化，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另一方面要隐藏一批革命战士，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待时机。

从1943年起，陆续有10多名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从重庆转移到綦江渝南中学。这些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南方局先后派来的王华冰、张志先、李可风、张焕彩、王云等同志；二是南方局青年组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乡村建设学院选派来的共产党员；三是东江游击纵队撤回到内地的部分党员。他们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互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学校没有建立党的支部，也未与綦江地下党发生关系。他们都各自有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单线联系和组织关系，直接受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指示和领导。

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施复亮、钟复光；作家黄碧野夫妇、高天夫妇以及李思浩、冯菊坡、谭君牧、于仲行、黄言亮、熊世佛等进步人士也先后转移到渝南中学。

在学生教育和引导方面，这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和要求，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亡，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传播革命的种子。他们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指引政治出路，指导阅读进步报刊，讲解时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同时，他们以较多的课时选讲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让学生们阅读《彷徨》《呐喊》《棠棣之花》《原野》《母亲》等作品，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形象教育和感染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引导其认清现实，寻求革命的道路；另外，还适当给予学生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从重庆带来不少“禁书”，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使学生们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帮助他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少学生在解放前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了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在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进步人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势力。进步人士之间，经常秘密传阅党的报刊和理论书籍，谈论时政，沟通思想。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在湘桂线上大溃败，抗日战争形势更为严峻，同年11月，一部分日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惊慌失措。在此情形下，綦江渝南中学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派人到位于綦江、江津边界的中峰乡一带察看地形；派家住农村的学生回家筹备粮食等物品，以备开展游击战争。后因日军很快投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45年，李世璋接受新任务，辞去校长职务。此后，大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也离开渝南中学，转移到别处活动。渝南中学只留下少数党员在此斗争，直到綦江解放。1950年，綦江渝南中学停办，结束了其光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