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绘画表爱憎

张恨水多才多艺,不仅小说写得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对国画情有独钟。他的朋友中，有人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有人说诗比散文还好，可他自己却说：“都不好，我的画好。”虽然这是自谦之词，但却足以说明张恨水对绘画的热爱。

古人云“诗言志”，其实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张恨水就曾用他的画笔来表达他心中的爱与憎。抗战爆发后，一介文弱书生张恨水，却是坚持抗战人士。1938年，张恨水来到陪都重庆，任职《新民报》。他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昭告世人，本刊只发表与抗战有关的作品。他在副刊中，撰写了很多为全民抗战鼓与呼的杂文。画了一幅讽剌大汉奸汤尔和的漫画，刊发在报上。

汤尔和何许人也？此人光绪年间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曾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1933年，日军入侵华北后，汤尔和竭力鼓吹对日妥协投降，成为著名的亲日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汤尔和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出任日军在北平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成为伪政权三巨头之一。对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国人一片挞伐和痛骂之声。张恨水以极端愤恨的心情，用画笔勾勒出了汤尔和食古不化、冥顽不灵、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表达了他对卖国贼的切齿痛恨。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有一个菁英云集的编辑班子，人称“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他们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记者、编辑和主笔，共同的事业也凝聚了他们的友情。由于他们的努力，《新民报》成了当时重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报人的生活却是清苦的。张友鸾家住大田湾，仅一茅草小庵而已。张恨水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其书房之小，仅容一桌一椅，更又一几。来三客，则立其一，又其一则掩门而始得凳而坐。张自嘲，题之曰惨庐焉。”张恨水则称张友鸾为“惨庐主人”。

1944年，张友鸾有一位任重庆社会局长的朋友，一日三次登门，邀请他出任主任秘书一职，为自己“接受苞苴”。官虽不高，权倒不小，是一个在国难时期生活艰难的重庆难以谋到的“肥缺”。张恨水闻讯后，特意在大田湾《新民报》社，挥毫画了一幅高山巍巍、劲松挺拔的国画，并书七绝一首，以“笑赠惨庐主人”为题送给张友鸾：“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叫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鼓励张友鸾像青松一样保持气节，莫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迷住了双眼。这是纯真的友谊，这是诚挚的关爱。当张恨水得知，在他尚未赠画之前，张友鸾已经谢绝了聘请时，欣喜万分，同时，也感到自己对好朋友还不够理解、信任而深感惭愧，一定要撕毁画作，由于张友鸾的极力劝阻，画才得以保留。这幅画，凝聚着他们共同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和挚友之间爱人以德互相勉励的真情。张友鸾将这幅画珍藏了几十年，文革期间转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张友鸾每提及此事，还“不禁为之泫然”。

1946年9月1日，《新民报》副刊“鼓楼”登出启事，发起冬季救贫运动。张恨水、于非闇与总编辑方奈何，联名写信向北平的名画家、书法家征求作品，义卖济贫。这一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名画家齐白石、黄宾虹等立即送来多幅作品；徐悲鸿除了赠送4件义卖作品，还把他的杰作《愚公移山》借给画展展出。张恨水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画作拿到报社。这是一幅墨菊，枝叶疏朗，两朵菊花英英而立。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满意，但有人认为略显单调。于是，找于非闇补了两只小蝴蝶，吴伯康用彩笔添了一只猫，还有一位补了一些绿草。几个画家都署了名，钤了图章。但这张两尺长的画幅上还有一些空白，大家都希望张恨水再题诗一首，张恨水沉吟片刻，便叫左笑鸿径直书写在画上，一幅为冬赈贫困同胞的众人合璧之作便大功告成。在画展上，张恨水等人的爱心国画，被一位阔太太以很高的价钱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