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解放中的“潜伏”大功臣

1946年6月，“解委会”与中共商定，派遣“解委会”成员刘宗宽潜入国民党政营，刘宗宽历任重庆行营参谋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等职。西南解放前夕，刘宗宽多次向解放军二野部队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在秀山、酉阳一带设计空防，为解放军入川预设门户，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
奉命潜伏，传递情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为了把西南地区川、康、云、贵、渝四省一市牢牢控制在手，于1946年5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总揽西南军政大权。机关设在林森路（现解放西路66号）原“军委会”内。其人员由原军委会成都行辕和陆军总部部分人员组成。主任何应钦，代主任张群（何应钦从未到位），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余中英，秘书长刘寿朋。下设主任办公室、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等四个处室和警卫团。后虽几经更名，但都是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在西南的派出机关，对辖区内的部队有督练、命令、指挥、调遣之权。
重庆行营成立之初，张群委托陆大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幕僚（参谋处长）。徐培根推荐了刘宗宽。当初刘并不愿接受，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农工民主党在渝负责人郭则沉。“我说，咱们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现在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咱反去帮助他，岂非笑话。”刘宗宽生前回忆。郭则沉将情况马上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其后，郭则沉告诉我说，蒋介石要打内战是已经决定了，不会因为你不干就不打了，人家还是要请人作计划，下命令的。你可利用这个机会，到行营去，替革命做些事情，并说这是中共方面的看法和意见，他完全同意，希望我接受。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既然大家都叫我去，为了革命，那就去吧。于是向徐培根表示愿意接受推荐，由徐陪我面见张群，张表示欢迎。我便于1946年6月26日正式到职工作了。”
“我进西南长官公署后，关于长官公署里面的有关情况，最初是同郭则沉联系，由郭再转告有关方面……1947年2月的一天，我偶然听到徐远举说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当即仓促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
郭离开重庆后，刘宗宽与中共的联系一度中断，他感到心情很沉闷，便找农工民主党的老同志庄明远，向他吐露自己想去解放区的打算，庄对刘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到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刘于是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
 1949年1月，渡江战役打响前夕，刘宗宽觉得不能继续等待下去了，于是又找到庄明远，请他飞上海找郭，希望中共方面派人与自己联系。同年5月，中共党员房显志、黄克孝两人来重庆与刘宗宽接上了头，刘马上将国民党在西南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事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的情报送交给中共方。
为进军西南筹谋
1949年8月，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在长官公署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商议调整军事部署，加强防御事宜。刘宗宽利用自己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职务之便，事先制定出“情况判断”，提出解放军可能从川西北进军的设想，并巧妙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在会上汇报，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成功地将国民党的防御重点从川东转移到川西北，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会后，刘宗宽将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房显志，再由交通员层层传递至中央军委，最后由中央军委下传到各大野战军。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震动很大。蒋介石在林园召集顾祝同、张群、钱大钧等举行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布防措施。蒋介石亲自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的胡宗南部王牌部队——第一军赶运重庆，企图与解放军来一个大决战。刘宗宽得知后，立刻把这个极为机密的消息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打破蒋介石的紧急部署。“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战线，为了保证（送情报的）王同志安全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防线，由我从总务处要来一张空白护照，亲自为他填写假姓名和军职等，把他化装成一个国民党军官，让王同志穿戴国民党军衣，拿着长官公署的护照，大摇大摆越过道道防线，顺利完成任务。由于解放军飞速向渝挺进，胡宗南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刚刚到达南泉附近就被击溃了，粉粹了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刘宗宽的回忆录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历史瞬间。
投身新中国
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的防线不断崩溃。11月30日天没亮，蒋介石就率顾祝同、钱大钧等坐飞机前往成都，杨森的卫戍总部和所属部队也于当天全部撤离重庆向成都方向去了。
钱大钧离开重庆时仍然不知道刘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刘，并于11月28日手令：刘代参谋长率领长官公署官兵及警卫团向成都前进。
“重庆即将解放，我当然不愿意再同他们一起撤退逃跑。为了摆脱蒋帮，迎接解放，事前，我就已经做过几种设想，并做了一些安排。当时我家住临江门华一村，接到钱的命令后，我故作撤退的布置，命令总务处长刘璜率领队伍先行出发，自己则托词把其它事情安排一下，马上赶去。然后，将家中衣物用具送到牛角沱半山新村事前租好的房子里。当天我们仍住在华一村。29号清晨，我先给卫戍总部参谋长范埏生打电话，了解情况，后又打电话给钱大钧，说明我头一天因有事未走，以免遭到怀疑。在与钱通话时，他很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还未走？我从容地告诉他，昨天我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安排，没有走成，队伍已令刘璜率领出发，现在打电话就是向你报告，我马上就出发了。打完电话，我一面命令通讯兵撤收电话，一面命令警卫团卫兵撤走归队。我们随即离开华一村住宅，去到半山新村。把爱人和小孩安排之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坐上吉普车，载着行李、武器、箱笼，装着出发的样子，开到沙坪坝朋友李煜家，寄放了行李、武器，换上便衣，由李煜父亲陪我从他家后门出来，到预先安排好的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暂住（司机和警卫员开着吉普车到另外的地方隐藏起来）。11月30日，重庆解放，万众欢腾，我们分外高兴。”
重读刘宗宽这段文字，不得不为其周密妥帖的安排叫好，更为其投身新中国的决心叫好。
12月2日，房显志等人用西南军区的吉普车把刘接回市区，将其一家安排在特园居住。随后，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区领导接见了刘宗宽，充分肯定他在解放西南中所起的作用，还为他颁发了解放西南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