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国统区的女战士

余瑶玉与作者合影（作者供图）

敏锐的反应，超强的记忆，流利的表述，自如的行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余瑶玉仪态贤淑，高雅端庄，简直看不出已然是99岁高龄的老人。

9月4日，笔者走进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原地下党员、离休老干部余瑶玉的房间，听这位19岁投身革命的老人讲述80多年前发生的故事。

英勇无畏的宣传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光华中学读书的余瑶玉随家人来到重庆，进入位于石灰市的重庆实用商业学校会计专业学习。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激发了年仅17岁余瑶玉的爱国情怀，她无所畏惧地参加了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我们学校是男女合校，因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接触过进步同学，比较倾向进步。入校不久，我就参加了‘商校’进步学生的宣传活动。当时我们学校参加活动的同学不多，大概有7、8人，女同学只有我一人。我们在校内办壁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同学中影响较大。学校反对，要我们铲除壁报，但我们得到一位孟姓语文老师的支持，一直坚持下去了。”余瑶玉的记忆十分清楚。她告诉笔者自己不但参与壁报的策划、编辑，还主动撰写文章，鼓舞同学们的抗日斗志。

“读二年级时，我们又组织了歌咏队，每逢周日走出校门开展街头宣传，不光在市区宣传，还到寸滩、头塘等乡镇宣传。记得当时我们学会了《天涯歌女》《游击队歌》《满江红》等近百首歌曲，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给老乡们演出，受到欢迎。我们还轮流上去给观众演讲，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学校的训育主任姓李，一天专门把我们歌咏队几个同学叫去，当面训斥我们说，谁让你们组织歌咏队的？组织歌咏队实际上就是参加游击队，命令我们马上解散。宣传抗日有什么错，同学们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学校搬迁到江北松树桥后，我们仍然坚持周日到附近乡镇宣传，而且还吸引了更多同学加入，这时，我们歌咏队已经扩大到20多人。除了宣传外，星期天我们进城，到生活书店去看书，交流学习体会，畅谈对时局的看法等。”

在此期间，余瑶玉还积极参加了由重庆市教育局组织的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此次活动实则由南方局策划，以国民党之名，行宣传共产党之实）。

转入地下的女党员

1939年7月，余瑶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我们一起入党的有3人，其中一人是我的同学，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邓朝阳，入党领誓人是魏力引。入党后我们几名新党员接受了几次党的教育，利用星期天，在河边、竹林和坟山由王先生（即曾德林，解放后曾任团中央书记）给我们讲党的知识、纪律、要求等。寒假时，我得到通知，到莲花池20号参加妇女干部集训班学习。在半个月学习时间里，我们接受了对党忠诚的教育，了解了国民党新出台的防止异党活动的文件，还训练我们如何观察外围情况，保护自己的技能等。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学校，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大张旗鼓的宣传等公开活动，转入与进步同学交朋友，相互交流思想，宣传党的政策等工作，一直到毕业。”从余老的讲述中，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年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1940年余老从实用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重庆美丰银行工作。在此期间，她接受组织安排为被捕党员家属募捐、提供帮助等工作，并秘密进行一系列活动。

1942年余老结婚后，其家就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专门接待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人员。一天傍晚，在生活书店认识的孙有余（地下党员）来到她位于朝天门响水桥的家，说朋友没地方住，问能否接待。“孙没有说来人是谁，我也没问，彼此心照不宣。当天深夜，孙就带了两人来我家，我打来热水，洗漱后安排两人睡下。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孙就来敲门，带两人离开我家，从旁边的小巷走了。从此，有时一两天来一次，有时一周来一次，有时一月也没人来。几年里来来往往不知接待了多少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同志。每次都是深夜来，天亮就走。按照规定，我与来者不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彼此不问姓名，不问来处，不问去处，虽然彼此明白对方的身份，但都不能说明。”

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余瑶玉先后在重庆新渝公司和中华剧艺社担任会计，继续为地下交通站做掩护同志转移工作，直到1945年6月离开重庆到成都。

不忘初心的余老

“余老，接待这么多地下党员同志，您害怕吗？”“不怕，我很坦然，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能利用自己居住僻静的优势，为党做点事情，为同志们提供安全的住处，感到很高兴。与其他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相比，我没有为党做多少工作，真的很惭愧。”

到成都后，余老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利用在民盟创办的《民众时报》、华德药房任会计、四川大学新生报到处任注册员等身份，积极参与一些传递党的信息，传递进步书刊等工作。也接受党的安排，组织进步青年去听冯玉祥将军的报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盼望着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9月13日就满99岁的余老，除了听力稍有点减退外，精力非常充沛，回忆往昔的故事，老人谈兴一直很浓。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握手告别时，老人神情严肃地说：“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我就与丈夫一道去了歌乐山，寻找曾经一起工作的战友，当时的惨象至今难以忘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不要忘本，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忘记这点，就是忘了根。不久前，我的曾孙子去美国读书，我告诉他学成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

余老，您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天地可鉴，您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贡献，人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