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桌子

至今，我依然爱回忆儿时家里的那张老饭桌，我们称其为老桌子,据说是外公的祖上传下来作为母亲陪嫁的。老桌子四四方方，油黑油黑。大概是属于柏木之类的材质，挺沉且厚重。配上四根长条宽板凳，往屋当中一摆，很气派。家里来客之后，按照老传统，是要请上对着家门的所谓“上方”入座的，以示对来客的尊重。

小时候，我住在紧挨县城小西门段的河坝街，家里父母加上我们三兄弟共五口人，挤在租住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老屋里，很是简陋。遇下暴雨，屋里就是中雨或小雨，有时还得用上盆盆坛坛来接雨。即或这样，那张老桌子依然很有地位，当仁不让地摆放在家里正中央。

房东是德感坝的人，每月定时到家里来收房租。有时遇到家里有其它花费，实在拿不出来，母亲就请房东缓几天，房东自然心里不悦。母亲陪着笑脸，把瓦罐里储存着的用于逢年过节食用的黄豆抓几把出来，在锅里炒熟，端上老桌子，再递上父亲也省着吃的酒，让房东享用，算是没有交上房租的补偿。我们三兄弟是不允许坐上桌子的，就连那香喷喷的炒黄豆，也是一粒也吃不上。只有待房东酒足饭饱走了之后，母亲才把房东吃剩的炒黄豆分给我们三兄弟，然而母亲的眼里却是湿漉漉的。

有一年，春节将至，父母在老桌子上商量着过年的事情。母亲拿出一个小本本儿，按照与父亲商量的走亲戚的名单记着，哪家送包红糖，哪家送封冰糖，哪家又送点米花糖，哪个老辈子又送点钱等等。记着记着，我就看见母亲记不下去了。原来，按照父母当时的收入，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傻傻地看着父亲，问怎么办呢？父亲喝着闷酒，说：“那今年三个娃儿的新棉裤就不做了吧，将就穿吧，不然农村有些亲戚说我们城里人虚滑，还是先把回老家过年的事儿应付了再说。”那年，父亲在老桌子上的一个决定，我们三兄弟就没有得到盼了又盼的新衣服。

兄弟仨渐渐长大了，老桌子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大我三岁的哥哥在吃饭时，突然提出他不想读书了，自己读不进去，想去做零工。火冒三丈的父亲二话不说，一挥筷头，打在哥哥额头上。父亲吼道：“为啥不读书，读书恼火？爸妈省吃俭用让你们读书，还错了？”哥哥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捂着额头哭。事后才知道，哥哥是看着我读书好，家里面又穷，就想自己去做零工，一是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二是好让弟弟安心读书。这是许多年后，母亲悄悄告诉我的。

八十年代初，子女要参加工作，一是随母亲那边单位的体制，二是参加招工考试。我的弟弟已在前两年初中勉强毕业，也去工地上做零工了，学的那点文化怕早已还给老师了。母亲很担心马上的招工考试弟弟会考不上——那时招工名额可金贵呢——又担心弟弟回家复习应考，临时工工作也会丢了。那天，母亲在老桌子上，用半命令式的口吻，让我白天去工地代替弟弟做零工，让弟弟在家里复习，晚上我下班回来再帮弟弟复习。我自幼身体不好，哪里吃得消工地上的重活儿累活儿？我抿了抿嘴巴，十分不情愿地应承了下来。父亲在一旁一边喝酒一边打气，说：“兄弟间，就得互相帮衬，吃点苦，也是为兄弟之间好嘛。”现在想起来，抬石子儿、打预制板、用板板车拉河沙，真累人呀！晚上收工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母亲会特别给我一个煎好的荷包蛋，说：“强娃儿白天要上班，隔哈儿（一会儿的意思）还要给弟弟复习，累到了，吃个荷包蛋补补身体，你们俩兄弟就免了。”饭后，我给弟弟检查着白天他做的复习资料，讲着讲着题，殊不知，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弟弟见状，说：“你睡会儿吧，我有不懂的地方，再叫你起来。”就这样，一倒头就睡了。醒来，只见母亲坐在我身边，为我做工磨出血泡的手抹着清油……

后来，我家搬离了河坝街，住上了新楼房，更换了新物件，但老桌子一直保留着没有丢弃。老桌子上，我听见过父亲落实了政策的消息，听见过母亲又调资增薪的消息，看见过哥哥的结婚证，也看见过弟弟受单位外派去广州技术培训的结业证。当然，父母也在老桌子上，看见过我的诗歌、散文等文章，以及去欧洲、澳洲、美洲等地旅行的护照与签证……

这就是我家的老桌子，它俨然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份子，对家里所有的事儿都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