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子英力保郭沫若

1926年，卢子英随兄来渝，在民生公司协助其兄工作。后来在重庆北碚担任区长，其间为民办了许多实事，力保郭沫若便是其中一例。

1939年秋天，郭沫若来到北碚，卢子英真诚相待，按北碚实验区署的老传统，摆设豆花席款待，并召集实验区官兵大会，请郭沫若作了抗战形势报告。第二天，卢子英又亲自陪同郭沫若游览了北温泉公园。此后，郭沫若经常到北碚，每到必要看望卢子英。而卢子英进重庆城，总要到天官府拜会郭沫若。常来常往，他俩便成了莫逆之交。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南方局决定扩大《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在北碚建立《新华日报》发行站。由郭沫若给卢子英写了一封亲笔信，《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派营业部主任彭少鹏专送卢子英，卢子英阅信后表示大力支持。于是，立即将信交建设科长高孟先办理。发行站建成后，发行量多达2000多份，覆盖了川东、川北大部分地区。

1942年4月21日，郭沫若、阳翰笙、夏衍到复旦大学讲学，在卢子英家中碰到冯玉祥，相约抽空去游览华蓥山。卢子英说：“峨眉天下秀，华蓥天下雄，游了华蓥，一定可以大畅文思。”郭沫若说：“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连那天下第一秀的山都未曾去过，华蓥也怪不得我对它疏远。”4月27日，卢子英打电话给阳翰笙，约他和郭沫若6月初游览华蓥山。同时，希望中艺社能将《屈原》及《天国春秋》移到北碚公演。5月31日，卢子英亲往天官府接郭沫若起程。下午，他俩到化龙桥红岩嘴卢作孚寓所，次日晨乘民昌轮到北碚。途中卢子英发现两个特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便对郭沫若说：“船上难道还有大人物？”郭沫若用手指指自己说：“鄙人！鄙人！”卢子英明白了这些特务是监视郭沫若的，下船就一直把他领到北碚管理局。卢子英引着郭沫若摆脱了特务的监视，谁知祸事转移到了正在北碚上演的《天国春秋》剧场。当晚刚演完第一幕，即有人殴辱中华剧艺社负责人应云卫，并将其抓进了宪兵队。幸好阳翰笙也来到了北碚，正在剧场，他一面主持继续演剧，一面找到卢子英，立即派人与宪兵方面交涉，不到一小时，应云卫便安然回到了剧场。这次，冯玉祥因故不能前来，未能上华蓥，阳翰笙也因剧场事务，分不开身，只由卢子英陪同郭沫若游览钓鱼城。

郭沫若大型历史话剧《屈原》，定于6月下旬在北碚公演。卢子英为了保证把《屈原》演好，调动了大批士兵和工人，修整了民众会堂、旅馆、食店，大街小巷粉刷一新。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得知这个消息，忙派出一名特务，找到北碚民教馆长刘忠义，提出不准《屈原》上演。刘忠义说：“这是管理局安排的，我无权取消。”后经卢子英安排，为了防止在演出时特务来捣乱，除派有大量军警维持秩序外，还在戏台前安置一把藤椅，演出时民教馆长刘忠义亲自坐在那里，名曰监督演出，实则预防特务破坏。《屈原》在北碚连演五天，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演出非常顺利。

1945年5月底，苏联科学院邀请郭沫若于6月16日至18日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第220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不拨经费。会期临近，时间紧迫。郭沫若贷借无门，只好向卢子英求援。卢子英得知郭沫若要去苏联考察，急需资金，便动用文化基金会的资金，通过北碚银行经理伍玉璋换了1万美元的支票，并派管理局办事员唐德祯专程送往天官府六号郭沫若家，解决了郭沫若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