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昌州景志》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个性化识别符号，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永川，人们只需通过一首七言古诗——《昌州景志》，就能感受到永川浓浓的地域文化、别样的地域特色。

《昌州景志》是一篇地理志史诗，内容涉及永川县城地形、境内风景名胜古迹、部分场镇地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语言俚俗、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该诗最奇妙之处在于它的书写排列格式。全诗60句共420字，分别嵌入横14列、竖30行的方格内。首字“昌”嵌在横9、竖18或横8、竖14交叉的方格内，且与底边线按45度倾斜书写，写到边上后又按90度折转继续书写，这样一直倾斜、折转下去，直到最后一字“秋”与首字“昌”相连。奇妙的书写格式和丰富的地理内容，使该诗成为永川文化园地的一朵奇葩。

那么，这样一首奇妙的七言古诗创作于何时？作者是谁？

曾有论者指出，该诗“不是出自元代、清代，更不是出自民国”，并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两个传说故事予以佐证。故事一，说是唐肃宗时昌州刺史任彥思所作；故事二，说是宋代永川一凌姓秀才所作。第二个故事的大概内容是——

话说宋朝年间，永川箕山下有一凌姓秀才，多次参考未能中举，常常在家吟诗作对。一次，凌秀才因吟诗作对得罪了自己屋对面的某豪绅，被该豪绅告到了县衙。知县得知凌秀才有些才气，想借此机会考考他。于是召凌秀才进衙门打赌，叫他用“一、二、三……十”字分别攒一个言子儿，每句共四字，其每句末字为十数字之一或谐音字，若有其一攒不出来，就坐监三天；十个言字儿全攒出来了，就赏白银五十两。知县的考题刚岀，凌秀才便立即攒起言子儿来：“磕头作（揖）、一心管（二）、连二赶（三）、和尚道（士）、女子跳（舞）、缘寡骨（碌）、死人撞（讫）、说七说（八）、天长地（久）。”可惜只攒了九个，第十个言子儿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于是知县将凌秀才关进监牢，并限三天之内攒出第十个言子儿，否则再监禁三个月。

凌秀才在牢房中不去思考第十个言子儿的事，却悠然陶醉于曾漫游的昌州全境之幕幕胜景，便作起《昌州景志》来，并在牢房墙壁上书写排列成如今我们见到的奇妙格式。

第三天，知县打开牢门，只见凌秀才正吟咏着：“昌州地形似犀牛，五马归槽好山丘……”遂上前望壁观看且甚感新奇。观毕，正问秀才第十个言子儿的事，这时，凌秀才的母亲给儿子送饭来了。凌秀才见母亲到来，随口吟道：“远看箕山老（母），身穿寿被蓝（衫），手提良浆水（饭），犹似猴子盘（儿）。”凌母听了，气也不是怄也不是，对儿怨道：“你这个‘拖衣落食’（意指贫困不堪的样子）的，就是为作诗坐牢，现在坐牢还作诗哟！”凌秀才此时恍然大悟，笑道：“妈呀，早晓得这‘拖衣落（食）’，就不坐这‘洋市三（天）’啰！” 这样，第十个言子儿攒成。知县便赏白银五十两，凌秀才母子归家。

故事虽然精彩，但通过诗中的“白塔对着大堂口”等诗句则可以发现故事所反映年代的破绽。从现有史料可知，永川白塔只有一处，即黄瓜山白塔，亦称文峰塔、文笔塔、文塔。该塔始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其间又两次重修，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也就是说，任彦思刺史、凌秀才在世时白塔还没有建起来。其实，根据宋《元丰九域志》、乾隆《永川县志》等关于永川行政区划的记载，诗中出现的场镇地名多数在清代以前是没有的，而据民国八年（1919年）十一月永川县知事公署向四川省上报的《永川县行政区划表》记载，永川当时共有6乡1里，辖42个场，《区划表》里的场镇地名与诗中的场镇地名基本吻合。因此，1997版的《永川县志》认为，“《昌州景志》，由民国时期永川县几位老先生编撰而成。”并进一步认为，“可惜，几位作者把县城（实际是指北山）地形说成是昌州的地形了。第一句‘昌州地形似犀牛’应是‘北山地形似犀牛’；同时，把永川县的景志变成了昌州的景志。永川不等于昌州，永川是昌州的属县，所以标题《昌州景志》应是《永川景志》。”

随着时代的变迁，几十年前人们还能在一些楼堂馆所、家庭客厅见到的《昌州景志》，如今已难觅踪影。然而，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歌者”。他们发出的声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比如，2019年9月，永川区著名作家、诗人、联家冯泽尧先生饱含对家乡的深情和对时代的豪情，历时一年余，精心创作的700字长联《永川》问世。该联作为永川楹联创作的“鸿篇巨制”，填补了书写永川的长联作品的空白。透过该联，无不自豪！正如上下联结句曰：

你看那远者来，近者悦，浩浩然，熙熙然，从容以进！

谁都是扬旌手，逐梦人，昂昂乎，济济乎，砥砺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