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没有过年打小孩儿的习俗。

可是，过年挨打，我却不止一次。

中国人不管东西南北都相信一句话——黄荆条子出好人。所以，小孩儿调皮捣蛋之后受点皮肉之苦，那都是家常便饭。母亲知道我的秉性，刚进腊月就给我打“预防针”：“正月忌头，腊月忌尾，别在过年的时候干些不听话的事。过年挨打了，一年就有得打挨。”

我知道母亲这句话的分量，可能是年少不懂事，转过身就把这句忠告远远地抛在脑后。

第一次过年挨打，是一个除夕日的中午。

每年除夕日，父母亲都会把房屋周围那些碎的柴禾、院坝坎边的杂草，以及散落的泥土，堆在一起烧成土肥。这既可为下一年筹备一些农家肥，又把房屋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件可以让小孩儿打打下手、干些零碎小事的活儿，但父亲却从来没有要我们帮忙。别说是除夕这一天，就是整个寒暑假，别人家的孩子在上山放羊、下河洗衣，可他都把所有时间留给我们写作业。后来，我们发现了这条规律，只要我们拿起书本，不管多忙的事儿，父亲都不会叫我们。时间久了，就难免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明明两兄弟躲在一起玩耍，却要在桌上把书本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年除夕日，父亲照例给我们在院子里摆好了桌凳，然后自己开始收拾堂前屋后。不料，我那天总感觉脑子昏昏沉沉，想打瞌睡。磨蹭了半天，作业本上没有写出几个字不说，还把一个个字写得东倒西歪。父亲发现我“出工不出力”，强忍火气坐下来，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我犟着性子和父亲理论，最终把好脾气的父亲惹恼了。挨打的过程我不记得了，但挨打的前奏和挨打这件事我一直记得。

第二次过年挨打，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下午。

时间之所以记得这么准确，是因为每年大年初一的中午，我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嬢嬢姑爷们都会来我们家。明明吃的是午饭，但总是会捱到下午三四点，有时甚至到天黑。时间晚点不说，作为主人家的娃，我还得坐最后一席。那时候，这些亲戚鲜有出外打工的，大伙儿都守在家里打理着土地，人极多，一桌一桌坐下来，等到我们最后吃的时候，上桌的往往只剩下一些边角菜，那些大块的骨头、大片的瘦肉早已没了踪影。过年虽然有很多糖果，可我心心念念地总是桌上的大鱼大肉。这年初一，我就不顾母亲的吩咐，硬要抢着坐第一桌。母亲当然不允许，我在众多亲戚的护佑之下愈发认定我应该可以坐第一桌。这时候，讲再多的道理都是徒劳的，母亲非常果断地把我拉扯下来。当然会挨打，但挨打的过程我依然记不得了。

现在，我的孩子比我过年挨打的年纪还要大。我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后，他去向爷爷奶奶求证故事的真伪，他的爷爷说“记不清楚了”，奶奶也说“记不得了”。

可能，父母亲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也许是脸皮够厚的原因，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为这事儿觉得难堪过。又或许应了父亲说的一句老话：“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

母亲说过，过年挨了打，一年就有得打挨。但是，我那两年挨的打却比平时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