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期为市 以有易无

赶场，在北方叫赶集、赶圩，指人们在约定俗成的日子，到固定地点集中交换或购买生活生产物资。

中国以农立国，赶场地点设在中心乡镇。因交通闭塞，负重步行不便，各乡场之间的距离最近为5华里，一般为10到20华里。

赶场周期一般为十天三场，也有逢单、逢双、五天、七天或十天一场的。有的地方则按十二生肖计算，得翻老黄历才清楚。据北魏《水经注》记载，平都（今丰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鱼复（今奉节）“治下有市，十日一会”。

开场时间多为上午，辰时（7时到9时）起，午时（11时到13时）止。也有赶下午场，以及赶夜市的。唐代刘禹锡任职奉节，写诗描写当地夜市云：“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

每到赶场天，人们挑着蔬菜、赶着猪羊、背负新米、拎着菜油，三五成群从附近村庄涌来。有的出卖多余的物品，有的买进所需的东西，有的顺便约亲友办事，也有的只是去看看热闹。道光《江北厅志》记载：“每逢赶场，摩肩接踵，塞衖填衢，以有易无，听民自便。”

利之所在 人必趋之

据西南大学教授卢华语考证，巴渝地区的乡场兴于唐宋，起初为数不多，集中在要道、水码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乡交流的需要，数量剧增。到明代，数量最少的南川县有8场，最多的合川县有49场，重庆所辖27州县大约有800场镇。据学者高王凌统计，到清代嘉庆前后，四川有场3000余个，其中重庆有场1163个，占全省三分之一。

历史上著名的场镇，地方史籍均有反映。道光《石柱地厅志》记载：西沱镇“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郡邑也”，光绪《永川县志》记述，松溉镇“水陆通衢，历朝旧镇，街市断续至两路口十里，贸民数百家”，光绪《垫江志》写“前明以来，傍滩为市，凡仕宦之莅止，商贾之出入，士民之聚散，肩摩毂击，恒络绎不绝”。

大场镇以今渝中十八梯、石灰市，沙坪坝磁器口，南岸黄桷垭，巴南一品，北碚偏岩，合川涞滩，綦江东溪，江津中山、塘河，永川松溉，潼南双江，石柱西沱，彭水郁山，巫溪宁厂，酉阳龚滩、龙潭，荣昌路孔为最。

商贾云集 百货皆备

商人看到场镇人流量大、回头客多，纷纷设立铺面，常年营业，世人称之为“铺户”。逢场才来的谓之“贸户”，俗称“串串客”，自称“赶溜溜场”。光绪年间永川有场35个，拥有百家以上“铺户”“贸户”的场镇为l7个，几乎占一半。

上市交易的农产品主要有粮食类的大米、小麦、红薯、苞谷，水果类的广柑、红橘、桃子、李子，药材类的黄连、薄荷、半夏、首乌，土产类的桐油、白蜡、生丝、苎麻，以及家禽家畜等。工商业品主要有布匹鞋帽、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重庆开埠后，新增火柴肥皂、洋伞煤油、毛巾花布、脸盆铝锅等。这些东西，足可保证基本生活。

乾隆《巴县志》记载：“日用所需，取给场镇。日中为市，以有易无，民咸便之。”

几起几落 众说纷纭

星罗棋布的巴渝乡场，不仅有利于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满足城市居民所需，而且使城市工商业产品进入农家，促进近代化进程；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反过来推动城市的商品生产。

这本是一个双赢的经济模式，但在历史上却几起几落。因集市鱼龙杂混，管理不便，当局屡屡查禁。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场市既多，易事通功，诚为民便。然利之所在，奸宄潜滋，无业游民每藉以藏垢纳污，苟辑禁未严，鲜不滋害者”，下令禁市。

在笔者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不能进城卖菜。那时我常去江北红旗河沟、刘家台赶场，一斤粮票可换10枚鸡蛋，三五元钱可买一只鸡鸭，于改善家庭伙食不无小补。当知青时隔十天半月就要赶场，与伙伴们欣欣然前往，既可补充物资，也可大吃一顿。

2010年以来，磁器口、土湾先后取消赶场，管理方陈述原因均称赶场影响交通，与周边发展不适应。十八梯停止交易，称是出于旧城改造。仍然保留的场镇，主城尚有高新区石桥铺，渝北人和，巴南界石、鹿角、鱼洞、土桥，南岸黄桷垭，大渡口跳蹬，北碚澄江，沙坪坝嘉陵厂，渝北红土地，江北望海花市等。

城市调查显示，有二成多市民认为，如今超市林立、物资丰富，集市可有可无。而近八成市民认为赶场应保留，这一习俗承载着老重庆人的特殊记忆，且有独特的购物乐趣，不可偏废；赶场可使农民绕过中间商，直接受益；建议多打造大型集市，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