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思群广场 王加喜 摄

我家后院紧邻女生宿舍，从小就听惯了女生们活泼清脆悦耳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女生宿舍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哭泣声，大家都晚自习去了她仍然在哭，而且没有人在身旁劝慰，她越哭越伤心。当晚没有出去办公的父亲叫我母亲去看一看，什么事儿让她这么伤心？

母亲回来告诉我父亲：这个女同学来上大学，本来家庭经济条件就不太好，现在家里出现了困难，无法再支撑她继续读书，她连这个月的饭票都买不起了，好像今天都没有吃饭。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叫我母亲给她送钱送馒头去，并要她转告那个女学生，学校有困难补助金，让她赶快申请。

之后学校还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调整，重庆大学的学生没有因为贫困而中途退学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学校还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但是有特长的学生实行了特殊照顾。

我家像这样给不认识、不知道名字的学生以资助的事儿太多了。我姐姐说，困难时期，时常有人推开我家院门，找独自在家的奶奶要吃的。奶奶总是把家里能吃的都给人家。

其实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富裕，特别是困难时期，我们都饿得头昏眼花的，即使后来好一点了，也很少有新衣服穿。我们小的总是捡姐姐或者大人的旧衣服穿，还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记得从小就大长腿的我妹妹，她的裤管下端基本上都是由三截不同颜色的布拼接而成的，那都是出自我奶奶的巧手：姐姐穿不了了给我穿，再接一节给我妹妹穿。妹妹那三截颜色的裤腿一度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上街回头率超高。

其实当时重庆大学的校领导们都是这样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保证校运动队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和基本营养，校党委决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个月从26斤粮票中拿出3斤粮票交给食堂，以补充运动队员的口粮定额。

当时我父亲正在病中，他带头多交了粮票。我母亲暗暗着急：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和老人呢！但是也不敢说什么。记得那些年我们天天顿顿吃南瓜，吃得我看见南瓜就哭，还呕吐。直到现在我看见南瓜都犯怵。我也吃过全身长毛还带刺的野菜，野菜的刺割嘴我也含着眼泪往下咽。

重庆大学的体工队在当时的重庆是最牛的。除了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更有校领导们的以身作则。

记得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伯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军人出身的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像个书生，但是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在他的带动下，学校成立了教职工篮球队，取名“上游队”，意思很明显：必须力争上游！他球技娴熟，进攻有勇有谋，拿手戏是远距离背对篮筐投篮，基本上是一投一个准，无人能及。

校领导如此，学生队就更是了不得！市体工队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当时的市领导多次羡慕地对校领导们说：看来真正的人才还是在知识分子里啊！那时候别说比赛，就是每天下午篮球队的训练，观看者也是把球场里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连校外很多人都来观看。

球队每一个队员的绰号大家都耳熟能详，在全市篮球迷中有口皆碑，如周白毛（头顶有一撮白头发）、康八号（球衣号是8号的前锋）、橡皮（防守如橡皮似的粘人）、周大汉（大块头中锋）……这些人后来大多都留校了，不仅仅是因为球打得好，关键是学习成绩优异。之后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当然，重庆大学的足球队也是当时重庆体坛的“一哥”。在他们的影响下，与我们一般大的男孩子们在大学生不训练的时候，占据了足球场，以场地“团结广场”为名，取名“团结广场青年队”，简称“团青队”。这个队伍在重庆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在上山下乡的年代，这个队伍里有好几个小伙子破格入选了四川队，成为专业运动员，并且在全国也很有名气，有的后来还成为了四川体育学院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