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抱石自沉汨罗江后，“端午设节是为纪念屈原”便渐成主流声音。然其实，早在此前，端午就有“避恶”之说，人们当天的主要任务就是采摘草药和服食一些抗疫食物。我国现存最早的记录传统农事的历书《夏小正》就有“此日蓄药，以除毒气”的记载。

先秦时期，阴阳学家们一直向先民灌输农历五月五日为自然节令阴阳变动的关键之日，是“五毒”（毒蛇、壁虎、蜈蚣、蝎子、蟾蜍）横行之时，必须要“避”。《礼记》曰：“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仲夏记”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大名鼎鼎的孟尝君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其父认为五月生人不利父母，便阻止其母生下他……由此可见，“端午恶日说”很有群众基础。于是，在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古代，“躲”或“避”开这个“恶日”，便成为人们过农历“重五”的普遍心态和首选。

怎么“避”？唐宋时期史料笔记称，“汉重五日，以枭（猫头鹰）羹赐群臣”，汉代皇帝要赏赐猫头鹰羹给大臣“避恶”。达官贵人吃“枭羹”避“恶”，老百姓也没闲着。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林训”篇曰：“鼓造（癞蛤蟆）辟兵，寿尽五月之望。”意思是癞蛤蟆能镇住最狰狞的鬼魂，所以它到了五月望日（十五日）面临捉杀殆尽的命运。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云：“故汉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即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今以百索，又以彩丝结而成者，为百索纽，以作服者名五丝云。”这些“避恶”措施，尽管迷信十足，但也有“防疫”的影子。

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的笔记体专书——南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用近800字篇幅介绍荆楚大地端午风俗时，首提了端午“防病瘟”。直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宋代，随着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传承下来的端午“避毒”旧俗逐渐被“卫生防疫”所取代。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陈元靓《岁时广记》及周密《武林旧事》里的“端午民俗”都围绕“卫生防疫”和“强身健体”这个核心记叙，且明确交代中草药为“防疫”神器：南方人普遍插艾叶和菖蒲，食粽子、饮雄黄酒，用艾叶、菖蒲、蒜皮、花椒等熬成水，给孩子洗澡；还把艾草编成老虎形状，或用绸缎剪个老虎图像再贴上艾叶给孩子佩戴。西南、西北地区则流行用五色花线拧成绳绑缠在妇女、儿童的手腕、脚腕及脖项上，以驱五毒；给婴儿戴上驱五毒的肚兜……除了借中草药大兴“卫生防疫”，还有通过“划龙舟”与“跑旱船”等强身健体。

古人留下“防疫”之法不多，且很多被时间“后浪”推走，但深思发现，古人过端午，从强调“避恶”变为主打“防疫”，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和通过仪式、中草药和体育运动带来短暂的心理慰藉，更反映了古人的居安思危和科学防疫意识的增强，彰显了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