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春，卧病重庆嘉陵江北岸的徐悲鸿，突然见到郭沫若大驾光临，得知他从城里过江到磐溪专程探望自己，喜不自胜。二人相谈甚欢，徐夫人廖静文也忙得不可开交，几进几出，就近买了一些酒菜，款待郭先生。郭沫若凝视着徐悲鸿悬于墙头的水墨骏马图，酒过三巡，不禁诗兴大发，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

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

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这一首小诗看似即兴随意，却恰恰可以看出陪都时期郭沫若的才情、风骨和血性。

徐悲鸿作为一个颇具家国情怀的艺术家，值此国土沦陷、外辱当前的时刻，用手中的画笔绘就一幅幅奔腾勇健的骏马，感召国人奋起抗争的信心。徐悲鸿的画与时代和国运紧密相连，他笔下的马具有临危不惧、昂首向前、永不低头的品格，是人格化、精神化的产物，更是一个灾难深重民族最为宝贵的素质。郭沫若以悲歌击筑的典故，将磐溪比易水，表明欲以荆轲自喻，敢做为赴国难、义无反顾的斗士的决心。

望着郭沫若那慷慨激昂的诗句和点画飞动的书法，徐悲鸿早已技痒难耐，然而大病初愈，力不从心，唯有不停地称赞感慨。

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其生命之花的绽放应当是最为光辉灿烂的。在性情上，他敢怒敢言；在学术上，他独立不迁；在创作中，他酣畅淋漓；在社交中，他恩怨分明。

翻开《郭沫若年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回国，大力鼓动抗战。1938年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10月武汉失守，他经长沙、桂林，年底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七年半的陪都生活，然后于1946年5月离开重庆，尔后辗转北上，定居京华。

“年谱”所示，陪都时期的郭沫若不仅事功卓著，而且创作丰硕，可以说是其学术艺术的黄金时间。他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屈原研究》《石鼓文研究》，以及收入《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专辑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述吴起》《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秦楚之际的儒者》等大量富于洞见的历史考据文章，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我们知道，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就有十分明显的亲共倾向，而当时中共虽然提出诸多改变中国的理想，却实属尚无多少胜算的在野党。他居然无视当道，叫板权贵，不能不说其风骨凛然。

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院士选举会。经过五轮无记名投票，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名落孙山，郭沫若则顺利通过，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