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山容易隔水难。长江、嘉陵江繁荣了重庆，也阻碍了城市儿女的出行。

重庆人好盼望有座桥！民国末任市长杨森，煞有介事地在报上掀起了修建两江大桥的讨论。我见到我哥把报纸一扔，不屑地骂了一声“骗人!”那时候，两江无一桥，人们渡江过河，只有靠船，过河船。

194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二哥带着我从老家来到重庆。我们乘坐的“民昌”号小火轮在千厮门停靠。下船后我哥带我去朝天门沙嘴，打算在那里搭过河船去南岸弹子石。我哥在弹子石文德女中（今十一中）教书。

千厮门、朝天门河边密密麻麻停靠着许多木船。大的、小的，有篷的、无篷的，有桅杆的、无桅杆的，过河船、米船、菜船、粪船，成百上千，煞是壮观！我们沿河步行了十来分钟，快到朝天门时就听见一声声吆喝，喊起来长声吆吆，有滋有味。

“朝天门过河，弹子石，野苗溪——”

“蓼叶壳，走起！”(蓼叶壳，遮雨斗笠之一种，这里指头戴蓼叶壳的人。)

“走起——，上船就开头！”

一排过河船井然有序地停靠着，谁先上客也井然有序，大家遵守着某种规矩不争不抢。每条过河船大小相仿，长约一丈五、宽约四五尺。乘客沿着船两边面对面坐成两排，最多二十来人。两排中间放挑子、箩筐、背篼。船工两名，一前一后。前头的浅水篙竿撑船，深水挠桨划船；后面的掌艄执桨。过河船都无篷，遇上落雨，乘客只能自带雨具。

在乡下时我去过四舅家多次，每次都得坐过河船，习惯了，便不胆怯。轮船从边上一过，掀起江浪，船身起伏颠簸，我下意识两手抓住左右两个大人，一旁是我哥，另一旁是个陌生的模样姣好的青年女子。

“小弟弟，莫怕！”那位女子笑着安慰我。

“我不怕。”真不好意思，我立刻松开了手。“我会浮水。要是你掉进河里了，我还可以救你。”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面前我这样勇敢、这样唐突。

想起了湖北民歌《龙船调》，“妹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船工生活偶尔会有那么点乐趣，但更多的是和风浪搏斗，路遇轮船掀起的江浪是家常便饭。每遇船浪，过河船必须以船头或船尾垂直迎向江浪，任其前翘后坠地波动，船不会打翻。如果以船侧面平行碰向江浪，船就容易翻扣。逐浪船工在风浪中讨生活，风浪成了他们的伙伴。经常乘船渡江的重庆大众，也习惯了在风浪中过河，胆子吓大了，处之泰然，不管老少男女。

乘轮船渡江当然更加快捷。但当时轮渡只有三条航线：朝天门—弹子石，望龙门—龙门浩，储奇门—海棠溪。轮船不多，常需等候，不像过河船随到随走。还有，过河船的收费只有轮渡的一半。

还有不收钱的过河船呢，叫义渡，是善男信女们捐赠的。嘉陵江刘家台就有一处。1953年春，那义渡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不哄你。那是个星期天，同班好友温其安、张道惕和我三人去逛汉渝路江北段。三个崽儿都是“好吃狗”，在观音桥街边摊吃花生糖，把可怜巴沙的几个零花钱差点吃光了。回学校要坐过河船，我们不怕，刘家台有义渡。到了江边，义渡下午五点收渡了，才收了十分钟，这下安逸了！所有衣兜都搜遍了，还差一点点。一张半截钞票救了我们，赶到银行换了它面值之半，才勉强凑足过河费。好喜剧！

过河船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被轮渡取代。在它消失之前，我没听说重庆的过河船被打翻过。

眼下，主城区已建成跨江大桥二十来座。正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别了，过河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