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村当了近5年知青，之后又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前后近10年时间。那个年代，农村基层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枯燥，如果公社能有县电影公司放映员来放映电影，那全公社的年轻人们简直比过节还要兴奋。在坡上干活的时候，话题会一直是上一次看电影的逸闻趣事，电影当中好多精彩对话也成为了大家的口头禅。

记得有一年在公社小学里放映了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里有一位大娘准备给一个帅哥介绍对象，在夸胖胖的女方能干勤快的时候，用了一句“一年能挣600个工分呢！”在严重缺乏幽默感的年代，这句实实在在的话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后来这句“600工分”就成了大家戏讥某女孩长得丑胖的代名词。

如果是放映员去各大队放电影，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群众都会兴奋不已。年轻人更是早早吃了晚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天还没黑，就站在山坡上打“吆喝”，呼朋唤友集结出发。家里条件好一点的会提个马灯，回来的时候照亮。年轻人更愿意叫上知青们：知青有手电筒。放映的电影无非是《南征北战》《上甘岭》《地道战》之类的，我们在城里看了几十次了。我不愿意去，我们一家的知青远幸妹妹架不住几个女青年的劝，拿着手电筒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裤腿以下全是稀泥，说“真没意思！银幕比城里的小，打谷场地有限，还人山人海的，只看得见别人的头。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到要下雨了走得快，但是前面的人突然停下来说走另外一个田坎更近些，我们后面的人刹不住都被挤倒在冬水田里……”从此以后，她情愿呆在家里发呆也不去享受这种“娱乐”了。也有一次例外，生产队唯一的一次放电影，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我和另外一个女知青外出了，远幸妹妹早早地去保管室前面的“灰坝子”（有石灰的混合打谷场）安放了板凳。没想到那是一部讲述二战中一对南斯拉夫开货船的新婚夫妇在多瑙河上智闯德国人鱼雷区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情爱情节。远幸妹妹后来跟我们说，一出现这些镜头，年轻的男人们立即兴奋地吹口哨、尖叫，羞得她低下头不敢看，想离开，周围又全是人走不出去，把我们笑惨了。

比较轰轰烈烈的一次看电影，是在大安公社坝子里。那时候，我在偏远山区的九龙公社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工作，虽然早就听说那天放映的电影是朝鲜故事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比《卖花姑娘》还要好看，但是因路途遥远，我没有去看。第二天就听说了：放映现场人山人海好几千人，谁都无法控制当时的局面，差点出大事。早上在坝子里扫出来的各种鞋子都几大箩筐，大家又回来纷纷捡回家。后来见到了我曾经当过点长的知青点的伙伴们，听他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才感觉到真的有点吓人。

知青们头脑灵活，下午就早早到区公所找我准备借板凳（我当时是区团委书记），见我不在，其中一个男知青便大胆走进区委书记王熙的办公室，自报家门：“我们是和刘玲玲一个知青点的知青，今晚来看电影没有板凳，刘书记下乡不在家。请问能不能找你借点板凳？”王熙书记见是一群可爱的知青，便笑呵呵地答应了。他们也心猴：因为来看电影的知青多，他们把王书记小会议室大大小小的长条竹椅和靠背竹椅子全部搬完了。谁知电影放映之前场面就开始乱套：场内人已满，场外还有大量的人想进来。虽早已停止售票了，但是场外的人还是不愿意离开。尤其是电影开始放映后，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场内观众的情绪也开始激动，看不见银幕的想站起来看，看不清楚的也着急，场外的更是激动得想涌进来。知青们由坐着看到站起来看，最后男知青们主动围成圈保护着女知青们，哪里还看什么电影哦！后来电影停止播映，广播里传来武装部长严厉的呵斥声：“今晚放映到此结束”！良久，大家才恋恋不舍悻悻然退出放映场地。当知青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找王熙书记借的竹板凳变成了一堆竹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