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幸跟随报社前辈前往成都采访辛亥革命中涌现的巴蜀人物后代，见到了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陶道恕老人，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听着他简短却条理清晰的讲述，过去的岁月似乎鲜活起来，将我们带回那个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壮志豪情的年代。陶道恕老先生的讲述里提到了一位“向先生”，此人便是他的舅舅、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亲题“蔚为儒宗”的向楚。翻开陶道恕老先生和他的夫人蓝泽荪先生合编的《向楚集》，其中收录了向先生大量文章，从四川辛亥之役到巴县历史、诗歌感悟，向楚文笔精炼、词句文雅，令人向往。细细品读、回顾，身为一介文人的向楚以笔为器，翻动民主革命烟云的气魄和他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回归文学与艺术的智慧都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以笔为戎参加辛亥革命

向楚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1897年考入东川书院，拜于赵熙门下，两年后得补县廪生，后随赵熙赴京受学。向楚雅善诗文，成绩突出，颇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时人誉为“赵门三杰”，他为三杰之首。

1901年，泸州知州沈秉堃创办“经纬学堂”，邀请赵熙担任监督（校长），赵便特邀向楚在此任教。在这里，向楚结识了谢特（字惠生）、曹笃（字叔实）、黄树中（字复生）、陶阎（字闿士），以及后来参加共产党的吴玉章。其中，陶闿士便是陶道恕老先生的父亲。在经纬学堂任教时，向楚才24岁，在这个充满朝气和新思想的象牙塔里，陶闿士和向楚成为了意气相投的好友。后来，向楚还撮合陶闿士与自己四妹向士齐的姻缘，两人成为了亲上加亲的好友。

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再加上几次进京的所见所闻，向楚渐渐认清腐朽堕落的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的本质，这让他更加心向进步思想，决心放弃当前的一切投身革命。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留日进步学生纷纷踊跃加入。陈崇功、童宪章等除自身参加外，还代表杨庶堪（杨沧白）、朱之洪、朱蕴章等加入。陈崇功回重庆后，带回了同盟会的抱负和目标，开始在重庆积极筹建同盟会支部。第二年，支部成立后，以杨沧白为首，决定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时之间，知识分子加入者众多，而与杨沧白私交甚笃、心向革命的向楚也在第一时间加入。

据向楚的孙子向在凇记录，1906年加入同盟会时，向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像是雾中看花，只闻其香却未见其真义。但即使这样，向楚也意识到了三点：其一，科举的思想是腐朽的，要想救国救民只能汲取文明进步的思想；其二，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其三，实行政治改革才能富国强兵。为此，向楚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即使老师赵熙讥诮其“趋时”，他仍义无反顾加入同盟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为发展同盟会组织，向楚和杨沧白一同前往位于四川的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两人以学堂为据点，与泸县及当地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系，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以唤起学生民族意识之觉醒。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曾缄等，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一时间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中学堂俨然成了司令部。

此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和侵略野心毫无招架之力。为和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清政府不惜公然售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的行为，更是激起了千万民愤。一时之间，湘、鄂、粤、川保路风潮兴起，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更如巨浪般席卷了湖南、广东等15个省市，各地人民群情激昂地加入了推翻清政府、迎接民主共和的浪潮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同年11月21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成立蜀军政府。

向楚晚年在回忆录《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写道：蜀军政府成立时，我任秘书院院长，凡有关军政府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我的手笔或亲自核稿。对于事前的活动与酝酿，当时的部署和措施，以及夏军起义、鄂军反正、端方授首、滇黔军入川、军政府西征北伐、吴玉章回川主持开会勘定反侧、熊克武组蜀军回驻重庆、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与重庆镇抚府的成立等，时间虽已经过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回归教学编制《巴县志》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在全民声讨中死于称帝的美梦中，各地军阀混战，就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内部也因为派系之争而摩擦不断，民主共和的初心在政治家的权力争斗中悄然变化、三民主义的旗帜也渐渐蒙上灰尘。四川军阀熊克武、但懋辛、杨森、刘湘之间的混战，更让向楚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自私，产生了离去之意。

1924年，向楚毅然辞去所有职务，回归教育事业，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及国文系主任。在川大教学时，向楚的文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他以理解力之好、记忆力之深而被誉为“活字典”。遇到学生向他请教，他不仅能将所问问题属于哪一类文章、哪一本、哪一篇告诉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有关段落一字不漏地背出、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据向在凇回忆，祖父向楚时常提及：“治学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才是‘活读书’。”

也正因为向楚超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1926年至1936年间，他两次被聘为《巴县志》总纂。除统稿外，向楚还亲撰“事纪”“蜀军革命始末”“礼俗”“叙录”诸篇，另有“疆域”“古迹”二篇经他润色。作为总纂，向楚登门拜访前清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相助。在那个年代，重庆下半城的老巴县衙门电力不足，入夜只有几束萤萤弱光，映照着向楚和几位老学者的身影，他们时而轻声探讨、时而埋首书堆、时而站起身来略微走动舒缓筋骨。

对于史料的选择，他们慎之又慎、仔细推敲，直到1937年，《巴县志》才正式面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向楚传》对此评论：向楚尤通晓巴蜀方言，故《礼俗篇》中特撰《方言》一章，推寻巴郡方言之语根，辨析甚精，诚学术之名篇，不仅一县之志书而已。其他各篇，增补搜辑，于本末沿革，诸所引据，无不十分矜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