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领导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时常往返延安、重庆之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刚刚进驻延安时，当地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为尽快改善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高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中央卫生处、军委卫生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下设各机关卫生所、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一大批医疗卫生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条例，构成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体系的雏形。

当时，周恩来在延安时常鼓励医务人员：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医疗卫生事业，造福于广大劳动群众，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是差一些，但我们要努力奋斗。在重庆期间，他还多次为延安的医院招募医务人员和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此外，他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多注意购买一些医学方面的杂志，每次回延安的时候，就把这些医学杂志带回去送给延安中央医院和其他有关的医生。

1940年夏天，延安及周边地区暴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医院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医疗物资匮乏，药品奇缺。中央医院院长何穆听说周恩来不久就要从重庆返回延安，就向中央卫生部提出请示，希望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从重庆带一点伤寒杆菌菌种来，这样就可以研制出疫苗，减少抗日根据地军民伤寒疾病的发生。

不久，一纸电文就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当时周恩来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与国民党方面正在进行一场紧张艰巨的谈判。看到电文后，周恩来深知菌种对延安百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硬是挤出时间，亲自出面弄到了一些伤寒杆菌菌种，分装在三支玻璃管中。在取药时，医生一再叮嘱他：人的皮肤不能接触菌种，否则很容易传染。在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下，若是染上伤寒病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从重庆准备出发回延安的时候，对于如何携带这三管菌种，周恩来可谓是费尽心思。放在箱子里吧，怕颠碎；放在包里吧，怕摔坏；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保管吧，又担任他们不小心弄碎或弄丢了。最后，他还是不顾医生的忠告，决定把菌种放在自己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说或是建议自己代拿，周恩来就是不同意。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第一时间把菌种交给工作人员，吩咐他立即给中央医院送过去。临行前，他郑重地嘱咐道，药品很珍贵，延安人民十分需要它，一定要安全送到医院，不能有差错。

来到医院后，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支装着伤寒菌种的小玻璃管交给医务人员时，他们都愣住了，不由责怪道，伤寒菌种是不能随身携带的，这样很容易染上伤寒病。

工作人员告诉医院人员，“菌种是周副主席亲自要来的。他就是这样从重庆带到延安的”。一位医生不解问道，周副主席不知道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吗？当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携带菌种的经过尤其是取药时医生叮嘱他的话都告诉大家的时候，全院医护人员望着这三管菌种，内心感动万分，久久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