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曹禺完成了《雷雨》剧本的初稿。这年他23岁。他将《雷雨》手稿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老同学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他们曾义结金兰。靳以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将《雷雨》推荐给第一主编郑振铎，不料郑振铎过目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挚友的一番辛苦付诸东流，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孰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也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这让靳以十分尴尬，他只好把剧本暂且放在了抽屉里。

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看望沈从文，在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迁住《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北海前门三座门大街14号。这个编辑部平时只有靳以一人。巴金在这里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应邀兼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6月的一天，靳以和巴金谈起组稿事宜，巴金主张组稿的面要宽一些，要注意文坛新人，作者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名人，要多多发表有才华的新人新作。一席话提醒了靳以，他随即告诉巴金：“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注：曹禺原名），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手稿交给了巴金。当晚巴金就一口气读完了《雷雨》。

巴金在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这样写道：“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而且为它掉了泪。”

第二天，巴金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性刊登完毕。

《雷雨》刊出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武田泰淳把《雷雨》带到日本。1935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排练了《雷雨》，4月27日、28日、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引起轰动。1935年，《雷雨》剧本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并迅即出版。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1936年5月上旬的一天，他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提问时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郭沫若看了演出后，为日译《雷雨》作序写道：“《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雷雨》开启了中国话剧的新历程，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一举奠定了他现代戏剧大家的地位。《雷雨》的走红，引来对发现曹禺的伯乐——巴金的一片赞誉。

1935年，身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又将《雷雨》编进“文学丛刊”第一集，向全国推出，让文学新秀万家宝（曹禺）的话剧处女作，与文学大师鲁迅以及茅盾、沈从文、巴金、郑振铎等名家的作品比肩而立。巴金是曹禺最初三个剧本的第一读者，此后他又陆续为曹禺编发了《日出》《原野》和《蜕变》，把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送到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