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甸：捆绑年羹尧特使的江津知县

余甸被《清史列传》列为“循吏”。对他的评价是：“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殁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十二“志存”篇中，记载了余甸在江津敢于为民而抗命的动人故事。他是封建社会江津的知县中，唯一敢于亲手捆绑上峰派来重使的官员。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重庆府江津县县衙门前聚集数千县民请愿，请求知县余甸释放被扣押的朝廷重臣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这特使也算是“朝廷命官”，但七品县官余甸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不惜官运前途和身家性命，扣押了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而县民们反而请求释放恶吏。这是为何？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余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样的官说起。

余甸，原名余祖训，字仲敏，号田生，福建省福清县化北里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在等待吏部送派任职期间，应福建巡抚张伯行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受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真才实学的名士。他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称颂，也很快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知县。

接到任命时，有好友劝余甸不去受职，理由是，当年他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有升迁机会，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抚张伯行出面向朝廷建议让其“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面前说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四川重庆知府，刚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

对此，余甸坦然面对，绝不畏惧。他只带一仆一马上任。他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就当堂立决，从不拖拉。政务闲暇时，他召集当地读书人诵文说经，讲解性理，以孔孟之道教化当地士民。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及廉明无私的作风，传颂四方，深受万民称颂，也感动了知府周某，两人关系也融洽起来。

就在这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平定青海叛乱。他乘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唯命是从，只是苦了百姓。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顶住年的非法征赋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要求按他的指令加征，但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持其亲笔手令，以为这样可以加大力度以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年的特差到县衙，余甸闭门不见，从早晨等到中午，使者不耐烦了，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其押上堂来，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倒在地猛抽后进行捆绑，还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数十年老的县民上到公堂，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

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感动，最后放了年羹尧的使者。但年的使者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向朝廷报请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的使者无可奈何，悻悻地离去。

江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到京城，震动朝廷。年羹尧听了使者的禀报后，无可奈何地说：“此民所戴也，斥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意思是说，处分他，犯了众怒；不处分他，其他各州县都向他学习，那么加征的命令就无法执行。最后只好设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年羹尧就把余甸推荐上去。经考核，余甸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司主事，主要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余甸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津邑“民遮道泣送”，并修立一座“去思碑”于义门之中。

不久，余甸被提升为山东济宁道道员，后被雍正皇帝钦命山东按察使。雍正召见余甸后，对执政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一年后余甸调入京城。雍正五年（1727年），七十二岁的余甸卒于家。江津百姓闻此噩讯，群聚江津东门外“去思碑”前哭祭余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