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驿运与抗战

在四川崇州街子古镇上，老茶马古道的茶马司故址办成了茶马古道蜡像馆。馆里陈列着一批实物、老照片和生动逼真的背夫蜡像，还用专栏和模型反映出了这条古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际驿运干道的历史作用。

街子古镇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川藏干线和川、滇缅干线上的重要驿站和茶马监察关隘。途经这里的茶马古道是当年由成都经临筇、青衣（名山）、严道（荥经）入大理，到保山至密支拉和经雅安、过泸定入康定进入西藏的必经要道。抗战期间，茶马古道重新启用，又成为国民政府主办陆道驿运，连接中缅、中印的国际驿运干线，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起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人们谈得最多的往往是水运和空运，而长期支撑大后方基本生存、生产和战略支前的陆运则谈论甚少。特别是陆道驿运，更少为人知。其实，抗战时期，动员面最大、参与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艰苦地支撑着抗战后方基本生存条件和重要战争后援工作的运输形式，正是这种依靠最普通的老百姓、使用最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进行的驿运。

驿运是中国古代传统运输方式，靠人工体力或兽力辅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的官办长途运输活动，主要功能有传递公文、接待使臣、运送政府军需物资及军事战备物品等。清代后期，驿运逐步淡出，但直至光绪年间全国尚有驿站2千余处。川渝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驿运起步早、延续久、影响大。先秦史载的金牛道、北宋开辟的茶马古道及川盐外运的路道都是古代驿运线路。清末民初，以官方主导的驿运制度废止，一些驿道也被废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正面战场失利。日军推进和空袭使主要交通干线被占领或瘫痪，抗战局势迫使国民政府重新考虑交通运输布局和应急办法。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全国水陆交通会议上提出了“利用人力兽力，增进货运”以补充机械不足，将重启驿运提上了议事日程。1939年元旦，重庆成立驮运管理局，统筹全国人兽力运输事宜。同年，在叙府至昆明征用民间驮马运载桐油至昆明，回程装运军用物资，是国民政府正式开办驿运的开始。蒋介石也提出“非发动大量人力、兽力，不足以解除目前交通之困难”。

1940年7月15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驿运会议”，规定在全国设立驿运管理处，凡与国际运输有关的线路由中央主办，称为干线，各省主办支线，提出“着重国际干线与后方军运线路之打通”的驿运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依赖外国进口的汽车燃料更为难得，交通部不得不提出“加强驿运，缩短汽车运输”的原则。大量生活物资和支前军品乃至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二战抗击法西斯东方战区指挥中心所必须的基本用品都不能不以人扛马驮的办法运入。

民国驿运，基本采用传统驿站办法，或30里、或50里一站，组织当地运夫、骡马、手车，每天只求运送一站，站站衔接，节节递运。在1939年到1944年间，四川民众在“天梯石栈”和“盘盘鸟道”之间，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捍卫了祖国和民族。那些岁月里，四川马帮和巴山背哥们的赶山歌、抬脚号子与川江号子一起组成了回荡在中国土地上的特殊交响乐，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悲壮的民族精神。1944年，随着驼峰航线开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战事变化，驿运才逐步停息。

据资料载，仅川陕驿运线，1940年10月到1945年1月就由驿运民工运输军用和南北交流生产物资14万吨，相当于当时西北公路局同期汽车运输量的两倍。驿运抗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