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可读之书

中国学人读书，素来讲究选择可读之书，所谓开卷有益。择书就是求书，求书有八道，起源于宋朝郑樵的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类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郑樵是位清贫的学人，他之求书，与花钱购下收藏不同，其实是借抄，抄过一遍，好书留在心中，也留下了抄本，虽然耗费精力，却是治学的一种方法。

这种借抄，有明确的选择，对书籍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原本残佚了，可据抄本补正。在传抄过程中，每每有学人点校注释，析而为二，使点校注释另成一书。印刷批量生产书籍，使“商人伎俩”获利，而讥嘲抄书朴学乃“腐儒经济”。清朝时期，改头换面乱印古书，给学界带来很大的坏处。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说：“渔仲求书有八道，腐儒经济堪绝倒。”郑樵字渔仲，这是对他的礼赞。

随着书肆兴起，学人求书有了好去处。书肆当然以京华为盛。清初北京书肆在广安门内报国寺一带，顾炎武借住在寺里，就近求书。后来京城书肆迁往厂甸，即琉璃厂书肆。乾隆年间，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载有书店近四十家。时值《四库全书》编纂开馆，参加编纂的大批学人，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在书肆里徜徉流连。这是斯文鼎盛的一个时期。

郁达夫说：“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是不读的，现在却马勃牛溲，一例的都想看看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现象。”时过境迁，当今出版太过容易，郁氏主张不一定是真理。借用则故事来说明。乾隆登临金山寺，见大江中来来往往几多船，遂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船？纪晓岚答：臣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则野史笔记，或许是当今“书山”现象的一种“伏笔”了。

到书市里考察，有多元视角和一元视角的问题。前者是并非文人学者的文本，后者是专业文人的文本。书市不乏开卷有益之书，但在商品经济环境下，这似乎还不能决定本身的价值。为名为利往往是同时产生的，一地鸡毛现象并非危言耸听。

择书而读乃明智之举。好书不迂阔，不无聊，不荒谬。“三不主义”是读书的起码抉择。读好书，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书市“书山”绵亘，社会读书空气稀薄，构成一种悖论。表面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骨子里是择书而读的无所适从。于是废书不读成为流行病，若不对症救治，会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