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书”之今鉴

“上古之书”即《尚书》，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也可看成是中国第一部公文汇编。上古结细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者，如也，如实记录。《尚书》排儒家“四书”之首，因其如实记录之特色，故又名《书经》。与《诗经》一样，《书经》据说也是经孔丘先生亲手编订。孔丘先生办学授徒，开“校本教材”之先河，《书经》为其一。用公文做教材，可见孔丘先生学以用世的理想。

西汉时期围绕《尚书》分化出“古文派”与“今文派”，引发出学术史上漫长的今古文之争。根本问题并非《尚书》之版本问题，核心是学风的差异。今文派重视“经”的微言大义，即对哲学思想的探幽阐释。古文派看重《尚书》文献的历史意义，关注的是训诂、名物、典礼之类。正是古文派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尚书》的公文价值才得以被后世重视。这当然不是古文派的初衷，他们拘泥的训诂之类，早就淡出历史的视野，《尚书》传达的中国公文之道，却在文化传承里不断演进。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汇编在《尚书》里的公文，有着简练大气的共性。读成汤讨伐夏王桀的文告《汤誓》，顿觉正气满满；读告谕臣民的《盘庚》，不得不折服商王盘庚迁都的明智。诸如此类，无需穷举。《尚书》公文之道的简练大气，不是权势的雷霆之威，不是粗暴的行政命令，多是谆谆说理，循循善诱，流溢不可置疑之大度，构建了大美的公文艺术。

正因为如此，一部公文汇编，被尊为“经”。有作为的历史时代，总是借鉴《尚书》传达的公文之道，倡导公文文风的改革与公文艺术的提升。唐朝立国伊始，高祖李渊即颁布了改革公文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扬弃“不肯直陈”规避责任的恶劣公文风气。中唐韩愈助推发起“古文运动”，在更广的层面上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强盛的大唐气象，是与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血肉相连的。

自开科举以来，《尚书》是“学而优则仕”者的必读之书，虽不取公文之道的意义，但潜移默化的功效是毋庸置疑的。“上古之书”公文之道的今鉴，随时都在发生着，是一个看得见的文化传递流程。当下公文抄袭与公文空洞，说成痼疾就算盛世危言。貌似堂而皇之的文风，正发生着负面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新闻和学术修辞话语。倡导弘扬国学方兴未艾，“上古之书”传承的公文之道，就具有不可漠视的今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