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探望陈独秀

陈独秀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老舍则是当时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他们之间似乎不会有什么交集。然而，沧海横流，风云际会，抗日的烽火又让他们流亡到了同一座城市——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但是，阅尽两人的自述文字、传记、年谱，均未发现两人见面晤谈的记载。然而，1996年，台湾出版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第一卷）收录的陈独秀致台静农104封简牍中，有一封提及了陈独秀与老舍、台静农见面晤谈的情况。其来龙去脉，让我给你慢慢道来。

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要举办纪念会。事前，“文协”负责人老舍，邀请鲁迅先生的学生、友人、未名社骨干台静农与会，并请他作鲁迅生平事迹报告，台静农欣然允诺。

老舍与台静农是1936年在青岛相识的，他们同在山东大学任教，既是同事、文友，又是酒友。其时，台静农供职于坐落在江津白沙的国立编译馆，接到老舍的邀请函后，是日下午，便从白沙赶到江津，准备买舟东下，去重庆赴会。台静农在《回忆陈独秀》一文中说道：“江津是重庆上游一座沿江县城，仲甫（陈独秀字，——笔者注）先生驻足老友邓初家中，邓初也是我在齐鲁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因事也在江津邓初家和陈独秀相识。这时，老舍先生约我去重庆作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生平报告，我到江津乘船，先到邓初家看望。仲老听说我要来邓初家，一直在等我。刚一到，邓初即高呼‘静农到了！’仲老立即迎上前来，伸手和我紧紧相握，虽未见过面，但就像老朋友一样。我对这位曾是中共创始人，又是我思想进步启迪者的大文豪肃然起敬。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不谈政治，只谈诗文、习字。从此，我们便成了忘年交（他年长我二十三岁）的文友、诗友、字友。”

到重庆的当晚，台静农与老舍等一起喝酒，他在《我与老舍与酒》中写道：“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即当年老舍在齐鲁大学的好友侯宝璋——笔者注）拿了一瓶地道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X市酒家喝了。”大概就是在这酒局上，台静农把他在江津见到陈独秀和邓初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舍。

邓初与陈独秀是亲戚，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并一道留学日本。回国后，二人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抗战爆发，邓初流亡到江津，开了一间延年医院。陈独秀到重庆后，邓初便把他接到家中，暂住了一年多。邓初也成了晚年多病的陈独秀的保健医生。

邓初字仲纯，当年是山东大学校医室主任。他虽非学林中人，但由于家学渊源，对古文古史亦颇有造诣；更重要的是，此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同样喜好杯中之物，与台静农、老舍等，同为当时山东大学的酒仙。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吧。

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上世纪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相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他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表白道：“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老舍是沐浴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新文学作家。所以，老舍与陈独秀虽从未谋面，但对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是仰慕久矣！于是，老舍听了台静农传达的讯息后，便动了远赴江津探望陈独秀和挚友邓初的念头。

10月19日，由老舍操办的鲁迅纪念会如期举行。纪念会后，老舍在台静农陪同下乘船逆江而上。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水路，来到江津邓初家中，其时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等前辈正在品茗畅谈。老舍见到敬仰已久的陈独秀，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交谈甚欢，话题主要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教育的兼容并蓄，以及新文学革命、《新青年》中的鲁迅小说。但二人交谈的时间不长，因为老舍当天要回重庆，台静农要回白沙。

也有资料说，老舍与陈独秀晤面的时间，很可能是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去世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或许正是老舍向陈独秀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因为，3月9日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信中，不仅提到了老舍，也提到了蔡元培故去的噩耗。陈独秀的信全文如下：

静农兄左右：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甚矣，蜀道难也。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请代向其乞赠《天壤阁甲骨文存》一册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刘所获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会合而公祭之否？

老舍比陈独秀小20岁，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爬山涉水，去江津拜会陈独秀，令陈颇为感动。信中的“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表露了陈独秀多么希望与老舍、台静农、邓初等人开怀畅饮，彻夜长谈，可惜未能如愿，颇感怅然。此信写得有些凄凉孤寂，但又含有学人的风骨。陈独秀愿与老舍、台静农这样的年轻学者成为忘年交，并珍惜这份友谊，是因为与他们的交往，能给他带来一丝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