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的后勤供应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方面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报纸，它报道真实、立论公允，积极推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但是，搞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当局，对该报不仅采取邮检、审查、扣押等卑鄙手段进行压制和破坏，还威胁纸商不准在重庆纸业交易市场卖纸给《新华日报》，妄图使之自行关闭。同时，他们又一再提高油价，蓄意向经费拮据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施加压力，妄图减少来往于延安、重庆之间的车辆和人员。

这样，解决后勤供给，保证《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用油，就成了当时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周恩来主张自力更生，提出要自办纸厂、燃料厂。

深山办纸厂

1940年秋，《新华日报》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来的苏芸、王帮藻，并抽调荣县县委书记谢世荣组成工作组，以商人身份下乡选择厂址。他们跋山涉水，先后去到川东的梁平、大竹、邻水、铜梁、广安等县勘察，最后选定广安丁家坪。那里有一块平坝，三面环山，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隐蔽，加上林木茂密，造纸原料充足，条件十分理想。

经过与当地士绅多次打交道，地下党在广安县城小东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化工专家李可极任总工程师，为纸厂制造纯碱，以供造纸之需。而在古木参天的深山里，一家红色造纸厂悄然开工投产，第一批土纸生产出来那天，山谷里一片欢腾。

然而，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就是如何设法将成吨的纸张平安地运往重庆化龙桥畔的《新华日报》印刷厂。须知，沿途关卡林立，华蓥山一带还常有土匪出没。

地下党有地下党的办法。

党组织与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褚度凝取得联系，通过他与该社达成协议：由广安纸厂长期向该社提供纸张，而由该社出具有关证明文件。因当时日军封锁滇缅路，陪都纸张奇缺、供不应求，立信图书用品社一听便喜出望外，马上答应签约。

于是，丁家坪纸厂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大印，堂而皇之车载船装，直发山城。虽沿途屡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盘查，但因手续齐备，又是合法的商业贸易，所以无懈可击畅通无阻。

不过，土匪对携带大批现金的交易威胁极大，有一次就差点出事。于是，常驻广安县城的苏芸等人，又委托当地党员杨玉枢去打通社会关节，由“袍哥”大爷张晋昌担保，从重庆办理的汇票可在广安“安泰钱庄”兑现，而不必再用惹人注意的大麻袋装运现钞上路。

1941年夏，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了广安“河东惨案”，杀害了爱国进步人士郑启和，其旧部大队长白家和被迫落草为寇。杨玉枢又利用各种关系，与白家和订立友好和约，请其负责沿途安全。从此，这一地区的土匪虽四处杀人越货，但纸厂的物资或现金汇票过境，全都安然无恙。

自制土汽油

中共南方局屹立在山城，就像暗夜中的灯塔，吸引了众多民族精英和莘莘学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求去延安，而那时延安也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因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车队，每月都要往来于渝、延之间，既运人，也运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边区提供的物资。另外，办事处日常办公用车，也要不断消耗油料。

解决汽车用油的任务，最后落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老党员李嘉仲身上。1942年春，李嘉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赵君陶、杜贵文、陈野萍等人一起，以发展实业为由，在重庆远郊黄桷镇创办了北碚炼油厂，用酒精和植物油为原料试制汽油代用品。万事起头难。在一无技术资料，二无专用设备的条件下，他们只好土法上马，边干边摸索。

李嘉仲等人使用无水工业酒精加蓖麻油，按一定比例倒入量杯搅拌，经过滤和静置，然后输入汽车油箱。实验中发现，酒精燃烧产生的热能比不上汽油，导致发动机温度较低，燃烧不充分，使部分燃料碳化，容易损坏发动机。于是他们修改比例，并多次过滤。最后制成的燃料虽不能完全替代汽油，但可以添加到汽油中，减少一部分汽油的用量，他们称之为“土汽油”。

终于，土汽油驱动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卡车，虽是不如洋油，但汽车跑起来照样欢快，不知有多少向往延安的青年搭乘着大卡车踏上了新的征途。

有些事是应该忘记的，诸如台上台下、个人恩怨之类。有些事却是不该忘记的，诸如在消逝的岁月里，有那么多志士仁人，为了崇高的信仰，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人们将牢记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