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挺进报》遇险

1948年三四月份出版《挺进报》（资料图片）

党史专家为了准确地表达概念，对《挺进报》作了这样一个划分：把1947年7月创刊至1948年4月由蒋一韦、陈然等同志办的称为第一代；把1948年7月起由李累、唐祖美等人办的称为第二代；把1949年2月至7月由朱镜领导宋禾、董夏民、马华滋办的称为第三代；把1949年8月至11月出版的、没有《挺进报》刊头的，称为第四代。尽管有人对第四代《挺进报》有异议，但办报人却肯定地说，他们办的就是《挺进报》。此事可阅读阎斌《党的地下刊物后期<挺进报>在民建刻印》一文。

为了向重庆地区的党内和党外进步组织的同志及时传递消息，川东特委决定续办《挺进报》。为了安全，决定从1949年8月起，不用报头、不定期出版，并且做成16开的小册子。

阎斌是党员，1948年10月从綦江转到玉带山民建中学，担任教务员与史地老师。大概在1949年四五月份，民建中学校长、中共沙磁区特支书记吴宇同把他找去，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让你和黄辑光刻印装订《挺进报》，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绝不打听上家和下家是谁。”阎斌也算得上老党员了，他连连点头。

因为有以前失败的教训，这次的设置更为科学。上家收音并编辑，中间刻写与印刷，下家运送发行，彼此不见面，万一有危险，只要联系人不被抓，或者抓了不供，三家都安全。具体作法是这样的，上家编好的稿子，由吴宇同传给阎斌、黄辑光，他们刻印好之后，又交给吴宇同；然后由吴宇同交给发行的同志。有时候，也由中共沙磁区特支委员潘其江代替吴宇同完成中间的工作。尽管如此，第四代《挺进报》还是遇到了危险，尽管这个危险不是来自内部。

一天晚上，阎斌白天在城里跑了一天，累得不行，此时正在床上呼呼大睡，黄辑光突然冲进去把他叫醒：“外面狗在叫，可能有情况。”阎斌翻身起床，第一个想的就是隐藏有“危险”的东西。他把书架上的进步书籍赶紧扔到隔壁的图书室去。刚坐下一会儿，两个戴美军船形帽、腰挎手枪的武装特务就闯了进来，他们一边气势汹汹地搜查，一边还不断地问这问那，什么姓名、什么地方人、在校任何职务等。特务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连墙上的地图都摘下来看背后有没有墙洞。突然，其中一个家伙发现了桌上放着的彩色打印纸——那个年代，很少人用这种纸，但《挺进报》确是用的这种纸，“这纸是干吗的呢？”

“这——哦，是印招生广告的。”阎斌灵机一动，想到了招生。此时正值暑假，各校都在忙着招生。特务无话可说，并且也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于是便走了。特务走了，阎斌与黄辑光都瘫倒在床上。他们暗自庆幸上期印的《挺进报》刚刚发出去，而下期稿子还没到，所以桌上什么也没有。如果正在刻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后来也想过，特务闯进学校后，完全是以奔跑的速度奔向四处，不然，不会那么快就到了寝室。所以他们感觉到了学校的危险。

事实上，他们还并不知道，涂天应、练均友、董淑文和马永珍四位同志已被石门国民党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了。涂天应同志最后壮烈牺牲在渣滓洞。

“七·一九”事件发生后，吴宇同立即给川东特委做了汇报，特委指示，立即将所有党员和《挺进报》刻印组转移出民建中学。此后，《挺进报》由阎斌一人刻印，1949年11月23日出最后一期。

建国后，阎斌才知道，他们的上家是曾在民建中学做过老师的李累，他也是第二代《挺进报》的收音与编辑；下家是吴宇同和廖伯康，他们负责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