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前辈作家的为文为人之忆

重庆有几位年过九十的作家，是我敬重的前辈,也是巴蜀文学的财富。

杨益言就是一位。他是名满全国的重庆作家，代表作是罗广斌和他合著的《红岩》。这部长篇在1961年12月由中青社出版后，重印113次，再版两次，印数超过一千万册。《红岩》译成多种外语，英语译本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亲自操刀；越语译本的出版，是胡志明主席亲自提议的。在新世纪，我发表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经典文本——重读〈红岩〉》，我写道：“尽管《红岩》也有它无法摆脱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是由于它具有比较全面的审美功能，所以能够依然活跃在当代读者的理解与感应当中。对于如何提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如何提升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红岩》都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参照系。”

杨益言是工科出身，毕业于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虽然是著名作家，思维方式好像还是有些“方”，“工科男”的色彩依稀可见。1996年，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作代会。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直辖，四川是一个代表团，我和阿来住一个房。阿来还没有成为“阿主席”，是一位有成就的少数民族的青年作家。那间房临街，我从来睡眠很好，并不怕吵闹。不知出自会务组哪位细心人的考虑，第二天把我换到不临街的房间，那间房住的另一位代表就是杨益言。虽是熟人，但彼此都忙，没有细谈的机会。开会的这几天，就是交谈的黄金机会了。作为长辈，他对我有不少点拨，至今难忘。

2001年，杨益言和罗广斌夫人胡蜀兴决定把小说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6月在北京芍药居举行仪式。由于我在重庆直辖后已出任市文联主席，没有再在市作协兼任副主席，被认为是“文联的人”，是否邀我出席这个由作协操办的仪式就有争议。作为作者，杨益言坚持必须邀我，以“工科男”的固执，一步也不退让。

另一位94岁的诗人是杨本泉，他的笔名是穆仁，虽然长我近20岁，和我却是忘年交。杨本泉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发送去劳改。平反以后，从重庆日报社调到重庆出版社，在田伯萍手下担任分管文艺的副总编，从他手里推出了许多一时洛阳纸贵的诗集和诗论：余薇野的《辣椒集》、王尔碑的《美的呼唤》、李钢的《白玫瑰》、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孔孚的《山水清音》、古远清的《中国当代诗论50家》、潘颂德的《中国现代诗论40家》，等等。在新世纪，他还为小诗的建设作出许多贡献。年事已高的他，还关注和资助河南安阳的工人诗人王学忠，多次向我推荐。2009年，我们邀请了王学忠出席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给他创造了与外国诗人接触的机会。我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也是杨本泉亲任责编。他当时整天繁忙。一有空就审读书稿，就是出差也随身带在皮包里。这本书的第三版出书十年以后，杨本泉还在《云南日报》上读到一篇《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评论，兴奋之余，动笔写了一篇《持久的赞赏》的文章。

杨本泉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1948年起就进入新闻界。1988年末，我坐火车去成都出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理事会并领取首届四川文学奖，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当时是重庆市委书记，刚好和我在一个包厢。我们天南海北地几乎聊了一个晚上。肖秧谈兴很浓，谈他担任北京玻璃厂厂长时，参与毛泽东玻璃棺制作的情况，谈他对重庆的发展的看法，谈到重庆作家协会的时候，他对我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人。谁合适领头呢？”话锋转到杨本泉。他说：“你认识杨本泉吧？嘿嘿，解放前，没有饭吃了，我就到杨本泉那里去打秋风呢。”原来，解放前，肖秧是文学青年，向杨本泉编辑的报纸副刊投稿，由此认识。有时就去报社吃饭。所以这位市委书记不忘旧日恩情，百忙中曾到杨本泉的家里去看望。

杨本泉坚持在担任副总编期间，绝不在重庆出版社出自己的书。“下台”以后，他出版诗集《绿色小唱》时，嘱我写序。我的序言题目只有一个字《唉》，但是写了一万多字。在“反右”中，他被放逐了二十二年，耽误了多少时光啊，为什么不“唉”呢！2012年10月11日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该所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和他的花瓣握握手——贺穆仁先生九十华诞暨诗歌朗诵会》，“和他的花瓣握握手”是杨本泉的诗句。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陈兴芜和时任市政府办公厅三处副处长的杨玉兰都赶到西南大学，为穆仁送上生日祝贺。

还有一位93岁的诗人余薇野，他1924年生于重庆。作家取笔名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琼瑶（陈喆），出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一首甜美的爱情诗，笔名正是琼瑶言情作家身份的绝好体现。而金庸（查良镛）是拆开最后一个镛字来的。余薇野本名董维汉。他的笔名取自中间的那个“维”字：“余，维也”。从笔名就可以得知此人的讽刺诗人气质。

《诗刊》主编邹荻帆当年曾郑重地对我说，你可得注意你们四川的余薇野哟，他的讽刺诗写得很好。是的，余薇野当时被称为全国三大讽刺诗人之一，他的讽刺诗寓庄于谐，勇猛无畏，口语入诗，川味十足，深受白居易和鲁迅的影响。我曾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余薇野的内部讽刺诗》一文，品读他的讽刺诗。2012年4月5日，我在《重庆晚报》发表《余，维也》，余薇野读到后，非常高兴，极力向《重庆政协报》推荐，该报副刊后来转载了此文。

新诗研究所得到重庆市委宣传部的资助，从2009年起编辑出版《诗学》年刊。刊物里设有“重庆诗人访问记”栏目，由我亲自兼任栏目编辑。第一期我就安排采访余薇野和儿童诗人张继楼，因为，除了抒情诗，讽刺诗和儿童诗也是作为诗歌重镇的重庆诗坛的亮点啊，而薇野和继楼正是这两支队伍名满全国的领军人。

1999年，重庆作协从文联分出去，成为独立的副厅级单位，文联的驻会作家自行选择去留，余薇野选择了留在文联。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1999年，重庆直辖市第一次文代会举行，我当选第一届文联主席。一次得知余薇野生病，想去急救中心，步履维艰，我立即吩咐文联派车送他去医院。我对文联机关的工作人员嘱咐：“一定要照顾好这些老作家，他们是宝贝呀。”

“近来世事轻先辈”的风气是不可取的。我们要为年青一代铺路，我们也要尊重前辈。对于前辈在为人为文上留下的遗产，我们不能照着写，也不能对着写，而是要接着写——继承前辈留下的今天还有生命力的经验，接着发力，团结齐心，大力创新，把重庆文学推向新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