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德与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初冬的一个周末，我来到人民大礼堂，宽阔的广场上有不少参观的游客和在此玩耍的老人小孩。广场右侧花坛里一尊雕塑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一个身材修长、长相英俊、气质刚毅的中年男子全身雕塑，雕塑下方大理石底座上一段看似简短的文字让人肃然起敬：

张家德（1913—1982），四川省威远县人，中国建筑科学院副总工程师，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51年，其西南军政大会堂（后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设计方案被采用，任总工程师。大礼堂1954年建成后，以其宏伟壮丽名扬中外，成为重庆城市的象征，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

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大礼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刚上小学就期盼着“六·一”儿童节能进去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关于它建造者的谣言也不时传入耳畔。什么大礼堂的顶原本是黄金的，但黄金被工程师贪污了；什么工程师因贪污被政府“枪毙”了……

几十年过去了，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很多重庆人并不十分清楚。雕塑和雕塑上的文字虽然证明了总工程师张家德没有被“枪毙”，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张家德的人生经历，其当年设计、修建大礼堂的过程、细节等仍然有必要揭秘。

从高材生到全国建筑工程师

1913年，张家德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受父母影响，他从小勤奋好学，4岁读《千字文》，6岁开始背《唐诗三百首》。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在其脑海扎根，并影响其一生。

1930年，刚满17岁的张家德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设计系。大学期间，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诵英语，在主修建筑设计之余，还兼修结构设计。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建筑艺术唯有与西方钢筋混凝土结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新的突破。他不但学习本专业的课程，还去听当时在校任教的客座教授徐悲鸿的美学课。其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深得徐悲鸿的器重。徐曾对中央大学校长说：“此生天赋好，潜力大，学习精神也顽强，前途未可限量。”

四年后，张家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利地在南京找到工作。短短三年时间里，他承担了军事学校、南京市区新村等70多栋楼房工程设计，其中设计的南京国民会议室，因其造型独特、样式新颖、结构合理，获得全国建筑工程师四等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家德回到抗战大后方成都，在成都蜀华实业公司任职，先后设计了中央大戏院、莎利文舞楼等一系列工程。但因劳累过度，又在检查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大楼工程质量时被一场大雨淋透，不幸患了急性肺炎，待高烧退去，却发现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张聋子”这个外号就此伴随其一生。

耳朵虽然聋了，但张家德并没有就此停住脚步，他更加珍惜生命，决心努力设计出更多更好的作品。1939年，他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开办了迦德建筑师事务所，先后承接了小龙坎电影院及一些私人住宅和银行用房的设计任务。年轻的张家德很快就在重庆立住脚并结婚安家。

从总工程师到“唯美主义者”

重庆解放后，张家德被安排在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任职。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一座能够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会堂，重庆市人民政府建工部组织各设计单位设计。张家德得知消息较晚，但他立即开始工作，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努力，一幅高1.63米、长3.91米的《西南军政大会堂彩绘图》绘制出来了。图中，大会堂屋顶设计为圆形钢屋顶结构，并在其上附加木屋架，营造出天坛屋顶外形，外观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并吸取了西方建筑结构特色，内部则用钢、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等混合结构。

当年7月的一个晚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接见了张家德夫妇，当面听取他的汇报。张家德一边看妻子的笔录，一边回答几位首长的提问并将大会堂圆顶的盖法及面临的困难作了解释。不久，正式决定下来了，张家德的方案被选中。1951年8月，张家德被正式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程处副处长兼总工程师，负责主持大会堂建设工程。

大会堂选址在学田湾旁边的马鞍山上，必须先将马鞍山铲掉才能施工。整个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是一个大跨度钢穹顶结构的浩大工程，在当时的世界建筑史上，也十分罕见。整座建筑物半球型钢穹顶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对于张家德来说也是一个极限挑战。他勇敢地挑起了重担，一边指挥削山平地，一边周密计算半球形钢穹顶的安全性。

通过大量翻阅中外建筑设计资料和精心的计算、设计，所有的技术难题和攻关项目，都被张家德一一化解。在刘邓首长的关心下，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1954年4月，大会堂顺利竣工，正式交付使用，贺龙同志亲笔题名“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1956年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年，张家德刚满41岁。

1954年初夏，张家德调北京工作，任城市建设部北京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先后参与设计了首都体育场、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在“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铺张浪费”黑体标题下发表评论文章《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批评重庆这座大礼堂工程“浪费不小，用处不大，形式堂皇，内容恶劣”，是“资产阶级片面追求豪华的唯美主义思想和个人名利思想作怪”。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谣言更是随风而起。有人说，修大礼堂时有人从中贪污，本来是用一级品质建筑材料，实际用的是三、四等级的，以次充好；也有人说，那些贴金本来是十足的纯金调制，但用的却是二等品；更有人造谣说，负责设计建造大礼堂的总工程师因为从中贪污巨款，最后被人民政府抓去枪决了……这些说得活灵活现的传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心扑在建筑设计工程上的张家德无端遭受责难和非议心中十分痛苦，但他仍然相信党和政府不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

1959年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全国建筑专家进京，审查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张家德就是负责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图纸的三位著名钢结构专家之一。

十年浩劫中，张家德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批斗……但他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不甘心，他还要为自己热爱的新中国多出成果，再建一些出彩的建筑工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关心和过问下，张家德被安排到国家建筑科学研究院任副总工程师。他再次出山，承担了北京国际饭店的总体设计工程。1982年5月20日，张家德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

一代建筑大师走了，但他设计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已经成为建筑艺术的瑰宝和重庆的象征与标志；广大重庆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