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壮歌

作者和杨益言（左）（作者供图）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憾！”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在《中央盟讯》1986年第8期至1987年第5期连载的《光荣殉难及因公牺牲的盟员名单》中，赫然看到这首“11·27”遇难烈士遗诗作者刘国志的名字时，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油然而升。作为长篇小说《红岩》中刘思杨原型的刘国志，既是共产党员，还是民盟盟员，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多年“盟龄”的我不由倍感亲切。而这首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从今天看，70年前那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惨案，正是共产党人和民盟先烈，以及各界爱国志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了他们为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敢于赴汤蹈火的大义，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下了一曲生命的壮歌。

一

让我第一次生动而逼真地了解到“11·27”大屠杀惨案的地方，是在已故的革命老前辈、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的家里。那时，杨老希望我能够写一本《红岩英烈的后代们》的书，而回忆起在1949年11月27日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发生的惨烈故事。
那是1996年10月7日的上午，就在重庆渝中区上清寺，我敲响了杨益言先生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杨老和他的夫人何明女士，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杨小谊。当时年届71岁的杨老精神矍铄，一把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他与罗广斌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说起。我说，我是读着《红岩》长大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老说，其实他是学理工科的，对文学并没有多少研究，是从渣滓洞监狱脱险后，特别是在组织安排下到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在查阅史料中，对血腥的“11· 27”大屠杀惨案感到震惊，对革命战友的大义凛然感到敬佩之至，从而激发了写作《红岩》的激情。

二

杨益言祖籍四川广安武胜县，于1925年出生于重庆朝天门，先后在武胜县就读初中、在北碚兼善中学就读高中。1944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48年初，他作为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之一，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逮捕。释放后杨益言绕道香港回四川，在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教书。由于他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被当局认定为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而被捕。杨老还记得那是8月4日的一个下午，他正在重庆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看书，就被4个穿便装、带手枪的特务绑走了，很快就被押上了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
在渣滓洞集中营杨益言坐过老虎凳。他被关在二号牢房，与关押江姐的牢房仅相隔20多公尺，江姐及其他难友与反动派所作的英勇斗争，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300多天的狱中生活，杨益言耳闻目睹了几百名革命志士为了民族解放而壮烈牺牲的情景。有的被活埋于地下，有的被推入镪水池，尤其是那场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作为这段血腥历史的见证人，就在重庆解放的第四天，即1949年12月4日，杨益言在《国民公报》上，悲愤地发表了《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反动派在集中营制造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随同罗广斌等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面世，立即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批示，要求大写特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
1958年，在重庆市委的组织和帮助下，杨益言、罗广斌承担起了以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革命先烈斗争事迹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的任务。正是在采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杨益言对重庆“11·27”大屠杀惨案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据收集到的史料记载，那场有预谋的大屠杀其实是从1949年9月6日上午开始，到11月29日上午才结束的。先后有包括杨虎城、王仆、江竹筠等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枪杀在了松林坡、大坪剧场和中美合作社电台岚垭等地。11月27日，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高峰。被监囚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突然惨遭大规模的机枪剿杀。刽子手先用机枪扫射，后又绕到牢房后窗用手枪点射，再打开监狱门一一补枪，最后还放火焚烧了渣滓洞男牢房。在“11·27”大屠杀中，许晓轩、刘国志等180多人壮烈牺牲。
在那场惨无人道的残暴事件中，很多共产党人和民盟先烈表现出了坚强无畏的精神。七室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从牢房的死角，用双手吊住枪筒企图保护战友；三室的新四军排长李泽，抓住伸进来的枪筒往里拖，因枪筒卡在了门框而未得逞；民盟盟员何雪松强撑起受伤的身体，死死挡在牢门，用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机枪。民盟盟员刘国志在“11·27”那天，带头高呼“革命一定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据杨老介绍，仅仅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当天，牺牲的盟员就有邓惠中（双枪老太婆原型）、蔡梦慰、丁鹏武、周从化等27人。
据史料，借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合谈之机，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经民盟领袖出面，以民盟盟员的名义，在1949年3月21日和3月底，分两批保释出了58名革命者，后又零星救出了一些爱国志士，其中很多民盟盟员又是共产党员。这一营救工作，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亲自向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提出要求而进行的。为了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次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合作，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三

杨益言和罗广斌在收集写作素材的过程中，深为革命先烈的事迹所震撼，1958年他们发表了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杨益言历时三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这本书于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重印了113次，印数达1000多万册，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奇书”。《红岩》被普遍认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
有幸的是，在2003年2月21日晚，我再次来到了重庆沙坪坝杨益言的新家，向他赠送了我新出版的一本反映下岗子女奋斗的长篇小说《偏岩》，而杨老非常高兴，当即向我回赠了2002年第72次印刷的长篇小说《红岩》，并在扉页上题写了“自信自尊，勇于创新！正铭同志共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