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大司马桓温率军西征伐蜀，进至巴东鱼复（今重庆奉节）时留下一首《八阵图》诗：“访古识其真，寻源爱往迹。悉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五言四句平铺直叙，并没有多少诗味，但却开启了观照“八阵图”的诗歌先河。

八阵图原本是诸葛亮的一种阵法。《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八阵图遗迹传世有三处：一在今陕西勉县，一在今四川新都，还有一处就在今之重庆奉节。奉节的八阵图又有“水八阵”和“旱八阵”之分，前者在白帝城西约五里的大江之滨，后者在白帝城东十五里的石马河谷，三峡库区蓄水以后再难见其风貌了。

桓温是东晋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在东晋的地位和影响，不亚于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和影响。作诗之年，距蜀汉灭亡不过八十四年，距诸葛亮辞世也只有一百一十三年，可以说是并不遥远。他对诸葛亮其人其事不乏了解，虽然尊敬，却并未到崇拜乃至迷信的程度。既有机会一睹八阵图遗迹，他就不辞军务繁忙，要往实地看一看。“识其真”三字直抒胸臆，整首诗值得后人嘉许的，正是这一识真精神。

究竟桓温识得什么真，他后续无诗言明，史料也无蛛丝可寻。倒是百余年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有了具实描述：“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垒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由此看得出，八阵图的自然基础是江滨石碛，又加上了有规划的人工垒造。但郦道元还写道：“今夏水飘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可见越往后的后来人，能识别的八阵图真相，注定不与“诸葛图垒”完全一样。

距桓温作诗四百余年后，寓居夔州的杜甫也以《八阵图》为题，写过一首五绝。前两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对诸葛亮的历史功业倾情礼赞，推崇备至。后一句还特别点醒，是诸葛亮的英名成就了八阵图的美名，而不是八阵图天生便有名，据史立言，破题见真。后两句“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进一层融古今于一炉，寓情景于一体，既笼括了八阵图的自然态势和延存大貌，更表达了对当年由于刘备的拒谏失策，执意伐吴，以至诸葛亮力主的联吴大计横遭破坏的无限惋叹，真意与真情更喷薄而出。若缺后两句，这首《八阵图》断难成为千古名诗。

比杜甫略晚，刘禹锡的五律《观八阵图》也真实感人，创意不凡。首联“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由神话传说到历史述闻，概述八阵图的来历。颔联“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暗含“观”意，描画形势，虚与实共舞，情随景齐飞。据传八阵图分作天、地、风、云、龙、虎、蛇、鸟八阵，上句以“龙蛇”统代，下句的“鹅鹳”又对应着鸟，遣词造境相当精妙。由之而转到颈联“波涛无动势，鳞介避余威”，意谓历经四百余年的江流冲洗和岁月磋磨，八阵图犹未减其威势。但尾联收合，却是“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两句，诗旨指向了该当出现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能身临大江流水，辨识清楚八阵图是否果真如此神奇。其隐含意味，仿佛在说文人渲染多属空谈。

推详刘禹锡本意，他或是暗自认定，先前诸葛亮利用江滨碛石，加以人工垒砌，无非构建出一处八阵图的模拟实景，以用来训练将士罢了，说得太过，反而失真。后世的《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所写的“孔明巧布八阵图”，就是一个夸饰过度，导致失真的典型个例。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此一情节与“借东风”都堪称确证。刘禹锡固然不能后知五百多年，但他当年发出那样的感慨，理当会有其特定针对性。

再往后，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三苏”父子结伴出蜀，苏氏兄弟都在奉节以《八阵碛》为题写过一首五古诗。苏轼的那首长达三十句，在识真上别开生面。前十句由自然环境的“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蕝”写起，转至人世变迁的“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从而引出“至人已心悟，后世徒妄说”的独特判断。后二十句进一步纵论三国历史，从“自从汉道衰，蜂起尽奸杰”，到“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终至推导出了“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的警奇论断。就独具只眼而言，这委实超过了他的前人。

唐诗以情胜，宋诗以理胜，苏轼的诗显然比杜、刘的诗更理性。尽管在诗里，不宜让理凌驾于情上，但专注于探究和揭示八阵图的历史本真，毕竟理贵于情，因而苏轼的这首《八阵碛》颇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