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昌城西大街，有一栋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天主教堂。这座1913年开始修建的教堂，是十九世纪末轰轰烈烈的“大足教案”后，法国利用清政府赔款修建的。凝望这座肃穆古朴的教堂，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充满血与泪的反抗西方列强的抗争故事。

自1860年中法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教士深入内地，在各地修建教堂，诱人入教会。那时的传教士大多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前驱，以传教为名，行搜集情报、侵略之实。而教堂正是他们进行政治侵略、文化侵略的据点。1882年起，法国传教士彭若瑟来到大足区龙水镇，霸占许多田产修建教堂，不少“街溜子”、地主加入教会。因为教会特权，入会地主更加嚣张跋扈欺压百姓，而原本无正事干的混混也因为只要躲进教堂就不会受到官府追查，开始偷抢作恶。这些教士和教民恣意横行，渐渐成为令人厌恶的对象，群情激昂之下，1886年、1888年灵官会期期间，龙水镇发生了两次反教行动。虽受到官府镇压，但群众对教会的怒火越来越盛。

1890年，又到了龙水镇传统的灵官会期，彭若瑟吸取上两次教训，提前吩咐官府不允许举办迎神会，但附近的百姓仍自发聚到镇上开展活动。教民王槐之趁乱寻仇，放火烧毁房屋并扬言要捉打前两次参加反教的民众，结果引发群众反抗，将补修好的教堂击毁。混乱之中，不少百姓被巡查的官兵抓捕，被捕的人供认三次反教活动的“主谋”是一个名叫蒋赞臣的人，但这人已经趁乱逃脱。在官兵四处搜捕之际，蒋赞臣躲到了自己表哥、西山的挑煤工人余栋臣的家中。

余栋臣是西山下的农民，练过武术，平日里又豪爽耿直，颇有些朋友。一直以来，他对法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也参加了三次反教活动。此次表弟蒋赞臣因教会之事被追捕，更让他激愤异常，随即和朋友共12人，在自家院子歃血为盟，后率领煤窑、纸厂工人1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占领龙水镇，号召群众驱逐外国传教士，同时发布檄文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夫洋人禀夫犬羊之性，假以虎狼之威，不惟凭凌小国，敢又欺侮中华……”可以看出，这群淳朴的农民在遭“洋大人”欺侮多年后，反抗意识渐渐觉醒。

檄文一出，响应者甚多。距龙水镇数十里的马跑场也出现起义人士焚毁当地的天主教堂以支持起义，“义士来自东南西北，担粮馈晌，妇女亦送箪食壶浆”，一时之间“数百里汹汹骚动”。但好景不长，不久后清政府命重庆知州王增文镇压起义。此人采取分化政策，很快就与部分原本支持起义的乡绅达成合作。腹背受敌之下，1898年，余栋臣被捉拿监禁在荣昌。

其被逮捕的消息引起同伴的愤怒，众人集结煤窑、纸厂工人约2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直抵荣昌监狱救出余栋臣，尔后返回龙水镇。一路上他们的解救行动赢得了沿途穷苦百姓的声援与欢迎，“将至龙水镇，郊迎者数千人以上，并设宴以慰劳之”。余栋臣当即宣布举行第二次起义，并正式提出“灭洋”的口号和宗旨，这一口号比义和团“扶清灭洋”还早。

他们到荣昌捕捉法国传教士司铎华芳济以作人质，又发出檄文历数西方列强的侵略罪行，并以龙水镇为起点，兵分几路出击：上攻安岳、荣昌、隆昌、资州、内江；下攻铜梁、永川、合川、江津、璧山；上逼成都，下压重庆，声势浩大，震动全川。这次起义发生在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土地狂潮、民族危亡的生死之际，起义军“灭洋”的口号获得了无数人的支持。几月时间，起义军规模达数万人，湖北、湖南等地也出现“灭洋”的旗帜，打毁教堂，反抗帝国主义。

这次起义持续了近一年，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加强对起义军的武力镇压。1899年1月，余栋臣率残部退回西山，向清政府投降。受小农思想和时代的束缚，余栋臣在辛亥革命后走上了历史发展的“倒车路”，但仍不能忽视他两次领导反抗西方列强起义的成绩。这些由贫苦农民、手工艺者、被压迫的普通工人组成的起义军，让历史见证了工人阶级与农民同盟军顽强的战斗力和反抗压迫、反对侵略的坚定决心，也为共产党领导这只坚强的革命队伍取得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