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庆（三章）

周公馆

我所崇敬的那人正站在门口。

曾家岩50号。当年，他亲率的中共代表团就住在这里。

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我想起一个词，左右夹击。

在这小楼内，共产党人租住在一、三层以及二层三间房，国民党人住在二楼大部分房间与底层门厅旁边。同一个大门进出，同一个屋檐下生息。

我走进门来，又想起一句话：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到处是他匆忙的身影。1938至1946，他就在这里，为国共合作，为促蒋抗日，为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日夜奔忙。

什么叫环境复杂形势险恶，我在这里看到了。

什么叫奋不顾身废寝忘食，我在这里看到了。

在一片雾霾笼罩的天空，一束光破雾而出，带来了众望所归的光明，我在这里看到了。

我走出门外，阳光灿烂，鲜花盛开。当年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我眼前展开。

80年过去，风尘仆仆的他化身一座铜像，仍然站在门口。

告诉着，昨日怎样走过来，明天怎样走下去。

磁器口

我是先知道华子良，才知道磁器口的。

在小说《红岩》中，那位在国民党监狱中关了十几年的老共产党员，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总在放风坝里小跑的疯老头，骗得特务放心后，便随着白公馆看守到磁器口小镇买东西。

听老一辈的人讲，真的见到过那个在这里买菜、担盐巴、挑酱油的“疯子”。

还说老街上有他与地下党接头的房子。这地点当然很隐蔽，现在谁也说不出是哪一间了。

更没有人说得清华子良是怎样从磁器口脱身，奔向解放区的。

华子良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中有着他的真身。革命的历史也给磁器口添加了传奇的身份。

我来到这座古镇，只见它与华子良那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风貌，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一江两溪三山四街”席地而坐，历经千年风雨的石板路面不改色，街道两旁的明清建筑依然如故。

鳞次栉比的店铺，榨油的、抽丝的、制糖的、捏面人的、开茶馆的、演川戏的，应有尽有。

毛血旺、千张皮、椒盐花生、陈麻花、怪味豆、老火锅底料，少不了诱人的麻辣味。

不同的就是人了。这些摩肩接踵的人，穿着各式流行时装的人，说着各地方言的人，满面春风欢天喜地的人，是华子良那时见不到的。

再也不会有白色的恐怖、压抑的空气、密布的暗探、搜捕的喊打喊杀声。

历史早已翻页。现在这里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国家4A级景区了。

我随川流不息的游人来到这里，用脚步给它投上点赞的一票。

心想如果华子良还在，他来到这里会有怎样的感慨？

不过华子良的子孙，也会来过这里吧？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惊喜万分？

复旦遗址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根。

不为寻我的根，是寻母校的根。

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1938年2月，复旦大学由上海内迁重庆，1946年7月才迁返上海。

来到北碚夏坝，只见“国立复旦大学”的校门还在，当年的小礼堂“登辉堂”还在。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校友于右任题写的校训也在。

站在母校遗址面前，似见到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迎风飘扬。

看到陈望道、周谷城、曹禺、胡风，一大批名家大师奔忙的身影。

听到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二系及两个专修科学生们的琅琅书声，压过了敌机的轰炸声。

即使孙寒冰教授轰然倒下，上课的钟声仍在长鸣。

我来晚了，没能成为这里的学生。母校返沪那年，我才在粤西出生。又过17年，我才走进复旦大门。

又是50多年过去，母校已是115岁。枝繁叶茂的它，一条粗壮的根正在这里。

走出大门，我在签名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下我不枉入门的荣幸，签下我不能辜负的传承。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母校之魂，也是我们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