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同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有序推进。我是在重庆生活的成都人，从成都的两所名校川西实验小学和成都七中就读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所以双城经济圈对于我来说特别亲切。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其实，在文化和文学上，巴蜀从古及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概念。上个世纪90年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长江流域（尤其是巴蜀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

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同源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洋”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巴出将 蜀出相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

四川和重庆文化同源，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讲义气，耿直“干躁”。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自古如此。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四川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巴靠山，蜀靠水，蜀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古蜀不仅有以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衣食无忧，则文风兴盛，“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蜀地多出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青史留名。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成都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成渝共建一体化的经济圈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巴蜀是中国新诗圣地

对于重庆的印象，从来见仁见智。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诗人王尔碑就在文章里写道，重庆有三宝：火锅、长江大桥、中国新诗研究所。这是属于诗人的视角。不过，在繁荣新诗上，川渝的确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

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勤、王火、阿来。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团结了众多朋友。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

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

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下里巴人”，应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的《峡中行者歌》。

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到了现代，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浙江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旧诗交叉点上拥有全国影响的重庆诗人。他的《婉容词》当年赢得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张永枚、梁上泉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娜夜、李元胜等都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

在诗歌上川渝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家，不能分家，无法分家，川渝新诗坚持的守常求变的道路就是几千年巴蜀文化传承的“稳健的先锋”之路。这里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荣耀之地，领军之地，川渝理应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