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春是孟轲的弟子，他信奉的却是纵横捭阖之术，给公孙衍、张仪吹喇叭抬轿子。《孟子·滕文公下》因此记载了景春之问：“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景春眼中只见权势并夸张其威力，合纵连横的公孙衍和张仪一旦发怒，天下诸侯就会诚惶诚恐，只有他们安居家中，天下才波澜不惊。

景春或许是“吓尿体”的始作俑者。他仰之如日月的大丈夫，孟夫子却不以为然。原因安在？在儒家理念里，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此乃小人活画符也，与大丈夫风马牛不相及。

景春之问，吹嘘纵横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代表战国时期精神道义的一种取向，亦如当今对权势财势毫无条件的顶礼膜拜。百家争鸣，儒家企图占据道义制高点，孟夫子扭住“景春之问”的由头，从修身齐家治国一番抽丝剥茧，中国文化里从此有了“大丈夫”正本清源彪炳日月的定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大丈夫。大丈夫的种种行为，表现出英雄气概，皇皇青史因此流淌着让岁月肃穆的血性。在儒家理论里，道义凝聚血性，血性又喂养道义，所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从来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民族的脊梁人物，必然是血性人物。浩如烟海的史册，若排开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汲汲于一朝一姓的狭义史书，其余多是浸染血性之作。南宋无名氏《三朝野史》载，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属谏不从。彭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继而城成，僚属乃请立碑以纪之，大雅以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大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狱无恙，真西蜀根本也。

历史背景是：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元军南侵巴蜀，攻破成都，宋军残部退守重庆，彭大雅临危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力排众议抢筑重庆城。彭大雅冲劲十足、血性十足，促南宋形势已是河决鱼烂，容不得瞻前顾后的拖沓，容不得官样文章的推诿塞责。彭大雅的血性作为，沸腾了巴蜀的血性抗元，独钓中原，促南宋局势再撑了四十年。若站在宋元鼎革历史经纬度上去考量，血性彭大雅的意义，葆有了南宋国体的一份尊严。

力挽历史颓势，无血性不可。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国势飘摇，然而历史有幸崛起了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物，使得清朝出现史家所称的“中兴”气象。对此的种种论述，绕不开“无湘不成军”的评价。湘军统帅曾国藩主张“血性为主，廉明为用”，提拔将领必备两大素质，一是“有血性而不忘本”，二是“有诚意而不扰民”。

曾国藩视忠义血性男儿为国之柱石。在其传世的众多书札中，看得出他推崇血性而鄙夷官气。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清朝夕阳西坠，曾国藩鉴于湘军将士忠义已散血性已衰，就毅然裁撤掉大部湘军。官气一盛，血性即无。

历史大变局的多事之秋，敢作敢为的血性人物最能映照出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内蕴，正所谓“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有等兜售“心灵鸡汤”的所谓智者，总是想方设法开导人们制怒，把道义凝聚的公愤压进丹田，把血性消融在冰水里。愤怒出诗人，没有血性愤怒的人生是残缺的。男儿无性，纯铁无钢。当国家的尊严受到侵害时，好男儿无妨放肆一怒。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华血性所裹挟的历史谱写意义，是国家和民族的瑰宝，容不得官气和腐气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