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中有不少重庆人,他们在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期一直坚持在重庆活动,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他们中,有最早在重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党团组织的先驱恽代英、萧楚女、王佑木等人,也有大革命时期中共四川组织最早的领导人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朱德、童庸生、冉钧等人,还有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家陈毅、刘愿庵、周贡植、李蔚如、郑佑之、刘远祥等。他们当中,有的在大革命时期就牺牲了,有的在后来的斗争中也牺牲了,少数幸存者成为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国务活动家和地方领导干部。他们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中国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刻苦奋斗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所有后继者学习。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四川、重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如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陈毅、刘愿庵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入党都不算早。虽然四川距离全国革命中心地区比较偏远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是他们有的人留学日本、欧洲,接触马克思主义甚至接触过共产党人,却为什么没有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党的行列呢?可见内因也不可忽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都是旧民主主义的参加者。吴玉章、李蔚如、朱德、陈达三等都是老同盟会会员;杨闇公十几岁就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中出生入死;刘伯承“手持青锋卫共和”,头部中弹,失去一只眼睛。他们都是经过了曲折的道路、艰苦的探索,经历若干次痛苦的蜕变,可以说是脱了几层皮,才成为共产党人的。
其中,吴玉章的经历最典型。他是从忠君爱国到康梁维新,再到三民主义。他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参加者,他领导的四川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比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讨袁失败,他流亡法国,在幻灭的困惑和痛苦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的光明。他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为社会开一新纪元”。但这个时候,他信奉的仍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1年,吴玉章领导四川自治运动,宣布12条“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但不到一年就完全失败了。这时,吴玉章才痛彻地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组织来领导革命。”
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确定政治信念的严肃认真方面,刘伯承也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刘伯承与吴玉章、杨闇公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1924年1月,“中国y.c团”筹建时,曾有人动员刘伯承参加。他回答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刘伯承的这个态度,让杨闇公肃然起敬,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糜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这些真心实意为国为民,严肃刻苦探索真理的仁人志士,尽管入党晚一点、过程曲折一点,但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推求、实践,一旦确定了指导思想、政治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虽九死其尤未悔。这真正是最可贵的品质。
刻苦奋斗开拓创新
在学习这段党史时,人们常常止不住惊讶、赞叹,中共重庆地委存在和活动时间不过13个月,即使加上奠基阶段,从1924年算起,到1927年“三·三一”惨案以后,四川最后一个革命据点涪陵丧失,也不过三年半时间,怎么就做了那么多事情呢?
从川东到川西,从川南到川北,从城市到乡村,学运、工运、妇运、兵运、农运,直到爱国商人,发动面之广,组织程度之高,触动旧制度之深,反帝反封建斗争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其中万县惨案反帝运动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顺泸起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而且在全国的大革命史上焕发异彩。
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机关犯的重大错误,就是忽略了军队的支持。而中共重庆地委恰恰相反,从成立起,就将争取军队策划起义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最鲜明体现这种精神的就是顺泸起义。
起义前,重庆地委先后派出吴玉章、童庸生去党中央汇报,一起研究;同时得到国民党中央邓演达的支持,确立了起义方案。经党中央批准,重庆地委产生了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1926年12月1日,刘伯承任总指挥的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南充)爆发。顺泸起义历时167天,由于自身弱点和“三·三一”惨案及四川整个形势的逆转,最后失败了。但是,起义有效地阻止了川军东下威胁武汉,拱卫了革命的中心;迫使依附北洋系的四川军阀改换门庭,表示归属国民革命军,从而开拓了四川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为党积累了“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顺泸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组建叶挺独立团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之后,以兵暴形式掌握武装、进行革命战争的又一次可贵尝试,可以说是南昌起义的先声。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时仅有党员41人(原有党员19人、从团员转为党员22人),到当年10月也不过增加到168人。如果,这100多名党员,加上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战友,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的话,那么,哪怕他们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四川掀起一场大革命。正因为中共重庆地委的主张和活动代表人民的利益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但是,作为革命力量领导核心的中共重庆地委全体党员的工作态度、作风,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杨闇公经常带病日夜操劳;吴玉章家境并不富裕,却为创办中法大学慷慨解囊;为领导农民运动,李蔚如从自家开刀,实行减租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