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蜀水起风雷

吴玉章整顿党务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反动的北洋政府、驱除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在重庆，这个合作遭到国民党右派、地方军阀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排除干扰，接受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23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设立在重庆。根据国共合作的决定，1925年7月，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动员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排斥，中共方面无一人进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重庆市党部执委会。

在此情况下，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中共党员吴玉章为特派员，到重庆整顿党务。吴玉章来渝后，严厉批评国民党右派石青阳等人，改选黄复生、朱叔痴、陶闿士等9人为执委委员，吴玉章任组织部长。

为抵制国民党右派排斥青年工人、学生加入国民党，吴玉章以组织部长身份，指示各校左派国民党员单独成立特别分部，并派大批共产党员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等县市，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在吴玉章和重庆团地委领导下，国共党团员紧密合作，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在四川逐步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10月底，全川有10多个县市建立了86个区分部或县党部。促进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壮大，显示出共产党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真诚。

两个对立的省党部

1925年底，吴玉章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国民党右派趁机肇事。张赤父与朱叔痴等人密谋，要将省党部迁往右派控制的成都。他们不顾秘书处干事邓劼刚的反对，强行召集省、市党部联席会议，非法作出省党部迁往成都的决定。邓劼刚、张克勤予以抵制，不签字。张赤父连续多日前来闹事，且于12月10日不待邓劼刚交接，擅自取走文档和印章，送往成都。

1926年1月，国民党右派公然在重庆设立由他们把持的临时省党部，蓄意与原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左派临时省党部对峙。

1926年2月，在吴玉章提议下，国民党中常会发文，解散右派四川省临时执委会，成立以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等中共党员，以及李筱亭、邓劼刚等国民党员为成员的左派四川省临时执委会，任命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为常委。

左派省党部从“光国”中学迁往租借的城内莲花池街6号办公。此处被称之为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

同月，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紧密合作，共同组织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学运、兵运，把全川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2月，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第一次四川省代表大会，积极发展左派力量，深入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

国民党右派不善罢甘休。1926年春，朱叔痴、黄复生在上海参加西山会议派的会议后回到重庆，3月成立国民党右派四川临时省党部，选出黄复生、陈敬修、唐德安、宋绍增、张赤父等人为执委会委员。他们选定的办公处在城内总土地街，史称国民党右派总土地省党部。

两个省党部并立，在全国绝无仅有，反映出重庆斗争之尖锐复杂。

在风浪中前进

1926年4月，总土地省党部在市总商会召开大会，右派石青阳、王狱生、曾砚愚等纷纷上台讲演，诬蔑共产党人实行恐怖政策、“共产共妻”；攻击国民党左派受共产党的迷惑，背叛了三民主义的根本。他们还请来拳师白耀宗、田得胜等人为打手，站在总商会门前耀武扬威，公开向左派示威。

莲花池省党部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派出宣传队，在街上散发传单，宣传讲演，揭露右派的丑恶面目。国民党右派的听众越来越少，左派的听众却急剧增多。右派终于按捺不住，唆使白耀宗、田得胜率领几十名打手，用铁条、木棍对左派宣传队员进行殴打，当场打伤张锡畴、秦治登、牛正昆、李克坚、李孝慈等人。事后，莲花池省党部要求法院惩治凶手，但法院慑于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石青阳的权势，不敢审讯，此事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左派学生宣传队又在机房街商业中学遭到右派暴徒殴打，导致社会人心惶惶。莲花池省党部连续向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提出抗议，各民众团体也纷纷要求查封总土地右派省党部。刘湘迫于舆论压力，下令撤销总土地省党部，通缉其执行委员王狱生、胡汝航、宋绍增、黄斗寅、王竺僧等人。然而，最终一个人也没逮捕，只是摘掉了总土地省党部的牌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沉重打击了四川国民党右派势力，结束了右派在省党部内的统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川军阀的反革命气焰，延缓了他们明目张胆走向反革命道路的进程。第一次国共合作，为重庆中共党、团地委提供了公开活动的条件，提高了共产党人在民众中的威信，为大革命积蓄了力量。它对此后中共重庆地委领导泸顺起义、掀起四川大革命高潮，以及声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