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岩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传奇女性人物。她出生于湖北县城的一个封建家庭，能绣花、善诗文，少有“才女”之名，但在家庭逼婚下，却能割喉明志，以死抗争；她领导洪湖苏区游击斗争，常骑马率众人冲锋陷阵，与敌人作殊死战；她被叛徒出卖时，痛扇叛徒耳光，于法庭上更是当众驳斥，语惊四座；她在狱中化作铁窗斗士，组织难友四次开展绝食斗争……她是红色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和著名谍战片《风筝》中共产党高级干部钱重文的原型，是周恩来口中铁面无私的女包公，更是南方局和八办工作人员交口称赞的好大姐——钱瑛。

认识钱瑛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不怕鬼”。这句口头禅非常形象地反映了钱瑛在革命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不妄断、不轻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积极营救下，1937年9月，遭受四年牢狱之灾的钱瑛得以出狱，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征尘未拂的钱瑛又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后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武汉沦陷前一天，钱瑛才与最后一批武汉八办、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乘坐“新升隆”号轮船撤离。次日，轮船遭日机轰炸，钱瑛与同伴落水后幸免于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钱瑛来不及庆幸，即着手创建鄂西抗日根据地，壮大党的革命力量。

1940年，钱瑛从鄂西调到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成都“抢米”事件。1940年3月，成都的国民党特务指使多名暴徒抢劫重庆银行的粮食仓库，反诬是“共产党所为”，并借此逮捕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一批共产党人，川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局派遣钱瑛担任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川西负责整顿党的组织和审查干部。

钱瑛到达成都后，面对国共斗争复杂尖锐的严峻形势，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深入基层多方了解情况，掌握确凿证据，向群众披露真相。她着重巩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党员干部逐个面谈，认真了解分析每个党员的基本情况和重要关系，并作妥善安排。

当时，有一位党员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与军政商各界和三教九流人士都有交往。他本人在1936年入党，后因故脱党，1938年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很多人认为应把这人调离外地为好，以防意外。钱瑛没有轻下判断，而是搜集他的详尽资料进行仔细研究分析，且一次次亲自找他谈话并征得他本人同意后，最终决定让他留在原岗位。事实证明，这位党员同志信仰坚定，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很好，掩护过好几位党的重要干部，保护了川康特委组织。后来他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和毒刑拷打，依然坚不吐实，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皖南事变后，成都形势更加危急。钱瑛果断采取措施，及时稳住阵地。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工作部署，“把已经‘红’的转移；‘粉红’的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尚未暴露’的长期埋伏；新接班的领导人就只和尚未暴露者接触；注意巩固组织，保存力量，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钱瑛直到把工作的各个环节安排妥当后才离开。

1943年夏，钱瑛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据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回忆，他和钱瑛等人“都被污蔑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受到审查，遭到大会小会批判”。即便身处如此逆境，“不怕鬼”的钱瑛依然挺身而出，为被冤枉的同志申辩。她曾两次到中央社会部作报告，实事求是地阐述我党在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形势、任务、特点和规律，保护了不少地下党同志。

1945年冬起，钱瑛参加完党的七大后重新回到红岩，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组织工作。抗战胜利后，一位负责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青年党员突然被告知，暂时离开岗位进行“隔离审查”。他当时思想受挫，一时想不通，不肯写交代材料。王若飞、钱瑛先后几次与他谈心交流，请他相信以周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的审干工作，完全是实事求是的。钱瑛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对你要进行一次政治审查，因为有情报说你被捕过。现在你承担了那么重要的工作，事关革命利益，应该审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要和组织上共同把问题弄清楚。”正是被钱瑛这种坦诚耐心的态度所感动，这些青年很快就自觉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

1945年底，南方局即将离开重庆，东迁南京，但还有一批人因组织关系丢掉了,尚未调查清楚，一时很难接上组织关系。钱瑛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对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嘱咐道，“凡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上关系，要确保党的组织纯洁性；在问题未弄确切之前，事关同志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地把同志丢掉，即使我们走了，还要交待给留在当地的党组织，安排一定的同志对这些人的问题继续作工作，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她还特别交待说，有的问题，可能暂时弄不清，将来条件好了，还是有可能弄清楚的，在未彻底弄清之前，不要忙于下结论，对人的处理务必持慎重态度。

钱瑛的这种不妄断、不轻言，坚持实事求是的“不怕鬼”精神深深感染着南方局的每位同志。大家都把她当成贴心人，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很多南方局的老同志回忆起来，都深情地说：“那时相处在一起，就是一家人，钱瑛大姐就像是亲姐姐一样关心同志们。她看到问题，就真诚地向有关同志提出，她对干部的培养、任用，完全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包括反对她的人，她照样举贤任能、不计前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