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列强虎视眈眈，中国风雨飘摇，志士仁人为震醒国人争相发表言论，营造崛起。重庆报业应运而生。

《渝报》创刊 报业发端

1897年，维新派宋育仁仿照梁启超所办《时务报》，在重庆创办《渝报》，是为本埠第一家报刊。1902年，《天公报》创刊。1903年，革命党人朱蕴章、杨庶堪创办《广益丛报》。这些报刊以政论为主，新闻很少。书生办报，直言谠论，志士匡时，关心民瘼，但由于使用文言文，深奥难懂，读者局限于士绅和学子。

1904年，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每天出一张，始具有现代报纸模样。1905年，重庆总商会自办《商会公报》，除在商言商外，当然也有时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民报》《益报》面世。此后，《重庆新中华报》《正伦日报》《国民共济报》《西方日报》《普通白话报》先后创刊，重庆总商会机关报《商务日报》也脱颖而出。接踵而至的还有《渝州日报》《民苏日报》《女铎报》《四川盐务公报》等，或主张民选，或张扬琐事，或争取女权，或鼓吹盐政改革，好不热闹。

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兴起，当局加以推广，然而多家报纸的主笔都是旧学堂出身，虽以白话行文，笔下仍不免掺杂文言气息。于是茶馆里出现了读报先生，自己先读一段，然后解释给竖着耳朵听的茶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市民文化程度的提高，报业迅猛发展。《民治日报》《平民日报》《工务日报》《四川日报》《万县日报》《四川公民日报》《公益晚报》《公联日报》《团悟日报》《新新日报》《中山日报》《锁闲日报》《重庆民报》《新民日报》《合川日报》《嘉陵江报》《川康日报》《国民快报》《建设日报》《巴蜀日报》，以及限于篇幅未一一列名的报纸陆续登场，已达数十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蜀报》。

报社云集 读者拥趸

抗战期间，全国主要大报迁渝，诸如《中央日报》《扫荡报》（后更名为《和平日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益世报》等。中共《新华日报》也迁到重庆，像一颗星火映入大后方读者迷惘的瞳仁。众多沦陷区报纸在此复刊，大量行业报、机关报涌现，民间自办小报多如牛毛，此起彼伏。据统计，时有大小报纸逾百家，从业人员数千名。

这时的报纸突出新闻性，举凡世界局势、前方战况、物价升降、婚宴讣告，应有尽有。各报均采用白话文写作，通俗易懂。记者贴近时事近闻，力求速成，他们功底深厚，思想文采均大有可观。一些大报还办起副刊，诗歌散文、小说连载，夺人眼球。城内报童报丁成群，满街叫卖。固定订户则由专人送报上门。

市民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报纸，走出门去，顺手就买一份，找个地方落脚慢慢品读，以供谈资。无钱购买者，凑上前来瞟着看，报主并不嫌弃。相熟者则互相交换着看，多多益善。如今去图书馆查阅馆藏老报，多有油迹汗渍，足见已经多人过手。读过的报纸有专人回收，供小商小贩裁成纸片，用以包装瓜子、花生、红苕干、爆米花等小食品。

遇有重大新闻，各家报纸销量猛增，甚至售罄，一报难求。据文史老人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中英签订新约、抗战胜利、国共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报纸都很抢手。主要街头设立的读报栏前人头攒动，要想挤进去相当费力。

大师办报 各有千秋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一手绝活，就是补白。原来当时用铅字分格排版，各版字数难以精确预计，可少不可多。大样出来，总是这版缺一小块，那版缺一小块。送给张季鸾审读，他思索片刻，即可写出一篇相关小文章，填上去天衣无缝。好似骆宾王草檄，立马可待；犹如关云长斩将，温酒可得。

张恨水任《新民报》主笔，主编该报副刊。他本是作家，选稿偏重练达高华，独树一帜。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在《新民报》连载，风靡一时，带动该报发行。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注重可读性，提携了不少年轻作者。他自己也开始写作《雅舍小品》系列散文。

《新蜀报》社长周钦岳，先后任《新民报》总主笔的罗承烈、赵超构，《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新华日报》历任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等，都堪称报界闻人。他们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三折肱而为国手，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

老重庆的大多数报纸恪守天职，顺应潮流，曾为辛亥革命大造声势，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为民主建国奔走呼号，为催生新中国擂鼓助威，以其不可抹灭的实绩，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