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中国科学界饱受战争之苦，与国外的信息交流几乎隔绝，科研物资和文献资料更是极度匮乏，中国的科学事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李约瑟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机构，李约瑟受英国政府派遣，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同时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出任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在华期间，他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并自任馆长，实地考察战时中国科学和文教机构的实际情况，为这些机构提供急需的物资设备和信息资料。李约瑟历尽艰辛，将英国6775册科技图书从海路运到印度再转运到重庆，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这些宝贵的科技文献资料成为战时中国科学和文教界的主要信息来源。

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启程赴华，途经印度加尔各答转机缅甸，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入境，再由滇缅公路抵达昆明。1942年3月21日，历经4个月的艰难跋涉，李约瑟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抗战时期，大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迁驻北碚，众多的科学家聚集在此从事科研工作。而刚到重庆不久的李约瑟，为了解中国科学界的实际状况决定赴北碚考察。

为迎接李约瑟到访，1943年4月3日，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工业实验所、复旦大学、国立编译馆等科学文教机构，在兼善中学召开筹备会议，商讨具体的接待事宜，安排访问日程、参观机构及经费开支等问题。1943年4月7日下午，李约瑟来到北碚，下榻兼善公寓第一院。

李约瑟原定4月13日上午参观访问复旦大学，但因当天中国化学会北碚分会在杜家街中央工业实验所举行年会，邀请他莅会并作演讲，故临时改变日程决定提前一天。为此，校长办公室还特地在复旦大学校园张贴了李约瑟莅校演讲的告示，要求全体学生及理学院、农学院的教师前往参加。1943年4月12日上午，李约瑟参观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考察科研机构的现状，与科学家们进行交流。下午，来到夏坝复旦大学，在章益校长的陪同下，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化学系、数理系、生物学系等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系。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对复旦大学的生物学研究表现了特别的关注，在生物学系，他与生物学家薛芬进行交流，了解其正在从事的生物学研究情况。

在复旦大学各处参观后，李约瑟来到大礼堂作演讲，现场一千多名师生用如雷般的掌声表示了对他的热烈欢迎。李约瑟登上讲台作了题为《努力作战中同盟国科学近况》的演讲。他首先介绍了英国科学界的情形，以及同盟国的科学家为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研究，以此鼓舞复旦师生。继而谈及中国与同盟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同时强调吾人应放弃两种错误观念：一是中国人绝非不适宜研究，有中国过去之历史为证；二是科学不应为西方所专有，科学应国际化，无国界之限制。最后，李约瑟改用中文对中国科学界备加赞扬，并用中文大声高呼：“中英美苏科学合作！”李约瑟的精彩演讲博得复旦师生阵阵掌声。

当晚6时，复旦大学在兼善餐厅设宴，欢迎李约瑟到访，学校通知有关学院各派2名代表参加，气氛十分热烈。临别，李约瑟向复旦大学赠送了有关生物学、数学方面的文献资料122册，这对当时处在战火硝烟中与外界隔绝的中国科学界、教育界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令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大为感动。

李约瑟对复旦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给英国《自然》周刊的报道中称：“复旦大学，该校学生人数较少，但有相当高之学术声誉，各式实验室大多专为教学之用，而生物系薛芬博士也做点鲤属鱼类发育速率之研究。”这篇报道后来收入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书中记述了李约瑟考察北碚的见闻和观感，目暏大批科研机构聚集北碚，支援抗战贡献力量，眼见众多科学家不惧艰难困苦，不屈不挠坚持科研。李约瑟不由赞叹：北碚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

为了帮助中国科学家和国际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还竭力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推荐到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刊物上发表，并介绍中国科学家到英国进修深造。1948年，薛芬在李约瑟的帮助下，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在9月间赴英国二度留学，不幸在途经马来西亚槟榔屿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成为复旦大学及中国生物学界的一大损失。

李约瑟造访北碚结缘复旦，从此开启了他与复旦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友好交往。作为科学援华的使者，他倾力帮助和支持中国，因此受到中国科学文教界的广泛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