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卢作孚率团到东北考察，在悉心学习日本人管理与技术的同时，目睹了日本人处心积虑之作为，“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随后，卢作孚率先投入了抗战准备，其中就有加快民生公司船队的发展和北碚基本建设。

当时的川江航运正面临列强争雄、军阀称霸、国轮凋敝的危机。去东北考察的前一年，刘湘任命卢作孚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以整顿川江航运乱象。卢作孚在半年之内即以行政手段，为民营航运事业的发展扫清外部障碍：一是废除军人坐船、打差不买票的做法；二是促成外轮公司与华轮公司合作，维持合理运费；三是建立健全航政管理制度，开创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制止不法外轮公司走私逃税。东北考察回来后，他又用“合并机构”、“收购船只”、“代理经营”等办法，统一壮大了川江航业。民生公司的轮船从1930年的3艘增加到1936年的46艘，从而保障了抗战时期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其中就有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北碚基本建设方面，卢作孚致力于“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有小学，有中学，有报社，有图书馆，有博物馆，有公共体育场，有平民公园，有地方医院，有民众会场，有农村银行，有科学院，名中国西部科学院，其中有地质研究所，有生物研究所，有理化研究所，有农林研究所……”1936年春，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原北碚峡防局升格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办公，北碚即被划为迁建区。随即两百多个机构先后涌进了北碚这个花园般的现代城镇。其中有政府机关，如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监察院、最高法院、行政院等；有文化机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中国辞典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正中书局总管理处、文史杂志社等；有学校，如国立复旦大学、国立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等；还有科研院所，如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等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为了让北碚人民“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九一八事变致东三省失陷后，北碚就用每个沦陷城市的名字替换一条路名。例如将原来的清合路改为辽宁路，西山路改为吉林路，歇马路改为黑龙江路。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即将东山路改名为卢沟桥路。北平沦陷，又将文华路改成北平路。日寇占领了天津，便改人和路为天津路。上海失守，改金佛路为上海路。南京撤退即改均合路为南京路，等等。还有两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路，一条以台儿庄战役阵亡的川军师长王铭章命名，一条以抗战牺牲的首位军长郝梦龄命名。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在前线阵亡后，民生公司派“民风”轮将他的灵柩运到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将其安葬在北碚梅花山。每到将军殉国之日，军政要员与各界知名人士，都要亲临将军墓前，凭吊英灵，缅怀英雄，决心抗战到底。

1939年春，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宴，主题是为志愿上前线的首批新兵送行。有29个机关团体参加，连同新兵和家属在内共开了150席。会场上挂满了各单位赠送的锦旗，上面题有：“国民表率”、“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精忠报国”、“歼灭敌寇，还我河山”……气氛十分热烈。在场的陶行知先生即兴致词：“一杯酒，各位志愿军动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原来这个活动正是陶行知先生出的主意。他建议把强制性征兵改为动员民众志愿参军，在北碚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