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图为他们在桂园门口送别来访的客人。

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词

（作者供图）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表示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其中，范旭东、卢作孚都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营企业家既要承担战争带来的损失，又肩负着支持抗战，发展生产的使命。为了团结民营企业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他们一道，追求和平和民主，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努力。

毛泽东重庆谈判结深厚友谊

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乘飞机亲临重庆。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同国民党解决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各项迫切问题后，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聚集着一大批民营企业界人士。长期的战乱，他们的资产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他们经营的各种企业又备受国民党官僚资本和买办势力的打击，处于备受压迫的境地。得知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希望从毛主席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纲领和工商政策，为自身的发展谋求一条出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与产业界人士会面，到会者有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等。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副处长钱之光、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等作陪。茶会期间，毛泽东赞扬产业界人士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掠夺压榨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工商业要靠民主政治来维持，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道路。

毛主席的讲话擦亮了产业界进步人士的眼睛，他们逐步认识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纷纷表示要更加关心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毛主席与工商界人士交往的影响深入人心。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9月的山城，依旧炎热。工商界人士担忧炎热的天气影响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他们想尽办法，及时地买到了电风扇，转送毛主席，表示一点心意。办事处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不肯接受礼物，耐心地作了解释，最后来客答应只收成本不赚钱，声明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

周恩来亲力亲为促团结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加强了对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领导。周恩来多次与工商界人士会见谈话，参观大后方民营企业，在公共场合演讲以及发表文章，宣传共产党政策主张，赞扬工商界的爱国热情，号召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

1939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组织驻渝参政员参观内迁工厂，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自河南郑州迁到土湾刚刚复工的豫丰纱厂。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同冯玉祥又来土湾参观、视察战时后方最大的民营“渝鑫钢铁厂”，参观了产品，并题词鼓励：“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2年以来，周恩来多次在“特园”邀集“火柴大王”刘鸿生、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人谈话，听取他们介绍工商界的情况，向他们讲解形势，勉励他们在困难中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周恩来还利用参加“星五聚餐会”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需要政治的安定……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所以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今后应该改善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在税收和劳资问题上，关税的重心应放在保护民族工业上面”。

胡子昂后来回忆：“周恩来《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在工商界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使我日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丢掉了对国民党一度抱有的幻想，进一步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中来，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

南方局经济组成统战“前哨地”

1940年12月，由周恩来亲自指导下的南方局经济组成立，许涤新任组长。经济组负责宣传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经济组成立初期，对民族资本家开展的工作比较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周恩来告诫许涤新：“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经济组一方面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经济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用工商界能够接受和熟悉的语言来发表文章，借助舆论影响，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许涤新主动拜访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卢作孚等川帮工商界人士。还邀请古耕虞和一些出口商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周恩来座谈。古耕虞回忆道：“我开始与周恩来接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在南方局主持工作，常常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到上清寺‘特园’聚会。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四川畜产公司来，向我了解出口业务方面的情况，有时也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我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就是许涤新代为邀请的。”

《新华日报》：“抗战号角、人民喉舌”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党报，发表了大量阐释共产党的财政经济政策的文章，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政治斗争。

1941年7月7日，周恩来在《“七七”四年》中写道，“官僚资本障碍了中国民族资本及合作事业的发展，破坏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商业市场的正常贸易，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因此，他提出“主张扶助民族资本，反对官僚资本。我们必须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严格地统制对外贸易，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助中小企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力求自给自足。”

1942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开辟《友声》专栏，专门刊登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为文化界、教育界、实业界等代表人物提供言论阵地。

此外，每年新华日报馆利用创刊纪念活动团结各界人士。徐迈进回忆道：“《新华日报》采用了一种以开展各种活动的方式来体现我们党的宣传方针。例如：我们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利用《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在化龙桥报馆的球场上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招待柳亚子、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等文化戏剧界、工商界及各方面知名人士数十人参加。公开发出请帖，国民党方面的人也请，他不来也可以，来则欢迎，结果来的各界人士很多。

与大后方民族企业家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性摆在第一位。正如皖南事变以后，时局的骤变和环境的险恶，周恩来等人坚守国统区，尽可能地争取时局的好转，表示“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