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独吞人民的胜利果实，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反复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大大地教育和团结了各界人士，唤起了人民群众新的觉醒。

当年9月17日，毛主席在桂园接见工商界人士时着重指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道路。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方向，看到了前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当时重庆有个“星五聚餐会”，是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组织的，主持人是张禹九的夫人张肖梅。张肖梅是宁波人，父亲是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发行人，是买办资本家。张肖梅曾在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张禹九的哥哥张公权是中国银行董事长，非常看重张肖梅这个弟媳。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欧阳执无（剧作家欧阳予倩的堂弟），用张肖梅的名义写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论文和西南各地的经济调查报告，由此，张肖梅成了有名的经济学者。西南实业协会是张公权支持的，张肖梅就以西南实业协会的名义发起组织“星五聚餐会”，参加的人多数是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会员的政治倾向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标榜资本家不搞政治，而实际上聚餐会本身就是搞政治。

“星五聚餐会”有个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是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属于官僚资本，对外名字叫“福生庄”。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和敌占区的斗争。

我和罗叔章同志参加了“星五聚餐会”。当时罗叔章同志是重庆制药生产合作社主任，我是重庆合作金库一个分库的主任。“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条件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公司的经理、协理、襄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我们俩人单位虽小，但都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因为我俩是妇女，张肖梅才同意吸收的。当时我们俩人经济并不富裕，有时交聚餐会费都有困难，参加进去主要是为了做政治工作。

1945年8月下旬，徐冰同志（或是钱之光同志）对我说：“周恩来同志准备到星五聚餐会去做报告。”但按照“星五聚餐会”干事会的规定，请谁去做报告，要由他们出面邀请，不能自己说去就去。徐冰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罗叔章，让我们设法让“星五聚餐会”邀请周恩来同志作演讲。

我俩去找“星五聚餐会”的干事商谈，他们三人自我表明不左不右，对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感到有困难。我们提出，这次请周恩来，下次请陈立夫。他们表示对陈不感兴趣。我们说，对陈立夫不感兴趣，还可以请国民党其他的人嘛！我与陈叔敬、吴味经都很熟，还曾经帮助吴味经解决过纱厂缺纱的困难，因此吴对我们有些好感。当我们再次提出请周恩来同志到“星五聚餐会”做报告的意见时，吴、陈二人就同意了。并决定在周恩来同志报告之后的下一次聚餐会上，由他们请从战区回来的王艮仲做报告，以冲淡他们的“红色嫌疑”。干事会三人中吴、陈两人表示同意，张禹九虽然反对，也无办法。

请周恩来同志到“星五聚餐会”做报告这件事，事先向会员发了通知。当时实业界人士对国共两党内战烽烟又将升起而忧心忡忡。同时，因美货滚滚而来，国家订货顿时停止，市场日促，企业困难重重，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日益破灭。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很想了解共产党有些什么主张。10月19日这天，前去听周恩来同志演讲的人空前踊跃，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得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

周恩来同志讲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大势》。他的演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和平的局面，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也要民主。中国的资本形成有三种：第一种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这三种资本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而不应该互相排斥和并吞。坚决反对另外三种资本：第一是官僚资本，第二是垄断资本，第三是侵略资本。今后应该发展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在税收和劳资问题上，关税的重心应放在保护民族工业上面， 工业税原则应课得比较轻。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恩来同志的演讲，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