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陶行知在北碚筹备创办育才学校，专门培育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受党组织委派，一批中共党员来到北碚，参与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谱写了不朽教育诗篇。

一

育才学校的工作，得到中共南方局重点在资金筹集、师资力量配备等方面的鼎力相助。在育才学校筹备阶段，党组织安排许多原生活教育社的中共党员，如王洞若、戴伯韬（白桃）、帅昌书（丁华）、魏东明、陆维特等，协助陶行知工作。

党组织先后安排了多名中共党员在育才学校工作。其中，三分之一的教师是中共党员，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多为一些中共老党员，如研究部主任王洞若、孙铭勋、生活指导部主任帅昌书等，历届的教导主任均是中共党员。党组织还在育才学校建有两个地下党支部，一个支部接受中共北碚中心县委领导，联系人是音乐组的艺友林琼；一个支部直接受南方局文化委员会领导。“皖南事变”后，两个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

育才学校的注册地址是缙云山下的温泉公园。陶行知在北碚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清凉亭成立了学校筹备处，白手起家，开始了育才学校的筹备工作。陶行知认为创办育才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至枯萎。因而，育才学校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培养目标，学校课程设置为两大类，即普修课和特修课。普修课为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方法四门学科，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特修课为科学、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共六个方面课程，后又增设了舞蹈，培训有特长学生的专业素质，并与特修课程相对应设立各个专业组，为此，聘任了一批一流的专家到校工作，在艺术方面尤其如此，可以说，几乎当时整个大后方的艺术精英都汇集于此。

二

音乐组最早的创建者，是中共党员、著名音乐家任虹。他主要教声乐、合唱课。他的课很生动，运用手势讲发声方法，在教孩子们演唱黄自的《花非花》时，让孩子们根据童声的特点演唱，不要把嗓子喊坏了。1939年，在北碚纪念“八一三”大会上，任虹指挥音乐组的学生，在土台子上唱歌，接连唱了《松花江上》《游击队歌》等十一首歌曲，受到观众热情称赞和欢迎。1940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任虹的名字，立即安排他转移到了延安。

受任虹的推荐和党组织的安排，中共党员、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游击队歌》的作者）于1939年5月辞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工作，与夫人姜瑞芝（到育才学校教授钢琴）一起受聘于育才学校，到北碚定居，参与筹备工作。

贺绿汀一到北碚，就与任虹、陈烟桥等，组成育才学校观测团，到各儿童保育院、教养院、孤儿院等难童收容机构，为育才学校选拔各种有才能的学生。

6月15日，陶行知在北泉小学（温泉公园内）的一间教室里，组织召开了育才学校第一次校务会议。会上，任虹报告了音乐组选择学生的方法、标准及结果，陶行知、贺绿汀等人讨论了音乐组课程、教材的设置与选用等事宜。尽管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但这些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情操”、学养深厚的大师们，“只要九九磨难，十必克服”，想尽一切办法推进筹备工作。

7月20日，正是紫薇花盛开的日子。紫薇仙子又临北温泉，“容华婉婉明朝霞”，盈盈的芳菲，将满园的明丽带给这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们。这天，育才学校给了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学校在北泉小学正式开学了！孩子们不再惊恐的表情，不再紧蹙的眉头，微笑上扬的嘴角，则是贺绿汀36岁生日收到的最好礼物。

陶行知和贺绿汀，一个作词，一个作曲，给孩子们写了《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贺绿汀担任音乐组首任主任。虽然他在音乐组不到两年时间，但他为音乐组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为音乐组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计划，以确保对孩子们进行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他担任音乐组视唱练耳、音乐理论、键盘乐器等课的教学，教学严谨认真，对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为音乐组奠定了良好的教学和学习风气。音乐组创办之初，孩子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孩子在音乐方面几乎是白丁，不要说弹钢琴、识五线谱，钢琴都没有见过。他想了很多办法，在系统地给孩子们讲授音乐基础知识的同时，还经常鼓励学生创作乐曲，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孩子们的音乐素养得到极大提升。

1940年，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贺绿汀带领孩子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些才学习了1年音乐的孩子，表演起来还真有一些音乐家的风范，如学琴1年的杜明星演奏了歌剧《自由射手》选段和一首钢琴小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到场的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给孩子们许多鼓励，周恩来、叶剑英还欣然为孩子们题词。

周恩来题词：

为新中国培养一群新的音乐人才。

叶剑英题词：

为世界而工作，为工作而学习。

孩子们领会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晚辈的殷切期望，明白了学习艺术的目的，不是为出人头地当明星，而是为世界、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工作。那时还是孩子的杜明星从此更名为杜鸣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育才学校老师的迫害。贺绿汀含泪向陶行知告别，并将自己的小提琴送给学校音乐组，经周恩来安排，由香港、上海、苏北等地转赴延安。

三

育才学校师生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学习条件都相当艰苦，但在陶行知的带领下，教职工们甘于奉献，不计较报酬（育才学校的老师没有固定工资，学校供给食宿和少许津贴，过着一种半供给制生活，兼职教师也多是义务教学），严谨认真教学，关爱学生。1939年的冬天，孩子们的冬衣还未募集到位，在陶行知的带动下，教师们纷纷把自己的冬衣拿给孩子们穿。孩子们虽然着粗衣穿草鞋，吃咸菜下清稀饭，许多学习用具需要自制，但他们并不觉得苦，而是乐在其中。在热爱的学校、敬爱的师长身边，过着这充满了乐趣的生活，他们学习热情高涨，整个学校洋溢着蓬勃向上的风气。

那时的北温泉，有着别样的风景：清晨，育才学校师生一起做早操，万物都来助兴，万条绿绦和着他们的节奏舞蹈，缙云山上的松涛送来清凉，多情地为师生们擦汗；高唱《手脑相长歌》，鸟儿快乐地和声，泉水中的鱼儿头一摇一摆地欢游。这快乐的光景，为美丽的北温泉更添了一份别样的生趣。孩子们的笑声，是天籁之音！有孩子们笑声的地方，就是幸福的乐园！

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干扰，陶行知和卢子英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即注册地不改，而实际办学地点却改在了北温泉上游江边的合川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开学半个多月后，师生陆续往古圣寺搬迁，到当年的10月全部搬完。

四

育才学校筹备时，陈烟桥担任绘画组组长。陈烟桥是我国著名版画家，在版画艺术上师从鲁迅，既是鲁迅最得意的弟子，也是最得力的助手。他为育才学校绘画组制定了4学年的专业课表。第一学年有素描石膏、水彩、野外实习（速写）等；第二学年有素描、透视学、解剖学等；第三、第四学年则是素描人体、广告设计学、教育学等。从这张课表可以看出，当时育才美术课程是结合战时社会实际，循序渐进进行的。

学校创办初期，绘画组的教学设备大多由师生自己动手制作。学生没有画笔，陈烟桥就带领孩子们折柳枝，把它剥皮晾干，放在洋烟罐中，铺上沙，用火慢烧，让木条碳化，画画用的木炭条就做成了；学木刻的，没有木刻刀，就用旧的钢笔尖反过来在磨刀石上磨成一把圆口刀；画素描时没有模特，就由同学们自己轮流担任；画画用的纸都很粗糙，多是手工作坊造的纸，不是土黄色就是豆绿色。学校每周都要组织一次木刻作品观摩会，把学生每周创作的木刻作品挂在墙上，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与讲评。

陈烟桥在育才学校工作的时间比贺绿汀还要短，当年的秋天，因党的工作需要，他去了《新华日报》社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17日晚，担任《新华日报》社美术科主任的陈烟桥连夜刻制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印在翌日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育才学校的孩子大多数是来自于战时儿童保育院的难童，小的八九岁，大的十二三岁。这些小小年纪就失去亲人、经历苦难的孩子，在育才学校这个充满了正气和关爱的集体里，在陶行知以及聚集在他身边的一群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的优秀教师的悉心培育下，身心和才能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如，杨秉荪，是从歌乐山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儿童保育院选来的难童，是育才学校音乐组的首批学生之一，后来成为了新中国中央乐团第一任首席小提琴家；杜鸣心（原名杜明星）是在永川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二保育院举办的文艺演出中被任虹发现入选的，后来成为了著名音乐家，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是《红色娘子军》等三部大型芭蕾舞的作曲；程贻鑫是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的一名难童，育才学校成立时，陶行知就把他从北碚大田坎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接到北温泉上学了，1946年9月任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1954年8月调中央歌舞团工作；伍必端是在南京大屠杀前几天才从南京逃出的一名难童，是从战时儿童保育院进入育才学校美术组学习的首批学生，15岁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木刻画《血的仇恨》，后来成为了著名版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

时光荏苒，温泉水没有忘记那群曾经在这里为国育才的仁人志士，没有忘记那群曾经在这里学习成长的孩子们，北温泉里，铭刻他们奋斗足迹的丰碑犹在。

北温泉内当年育才学校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