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陷武汉、广州后，日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我后方各大城市滥施轰炸。1939年1月15日，日机二十七架袭击重庆。5月3、4 两日，日军以每天三十六架飞机狂炸重庆，闹市成了火海，损失惨重。当时重庆已成为我国政治军事中心，敌人对重庆的轰炸，其频繁程度及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各地，这是敌人的迫降手段。

山城重庆有两个优势，一是城坐落在岩石山上，遍地可以开凿岩洞；再就是雾，雾成为重庆的天然屏障，一到冬季、深秋和初春，一年有大半年浓雾弥漫，不到近午，雾不消散；不到黄昏，雾又弥漫。这两个优势使人们产生了麻痹思想。岂料1939年1月的隆冬季节，二十七架敌机袭渝，给了人们一个沉重警告。从那以后，山城各处开凿防空洞，昼夜炮声不绝。大隧道和防空洞，大的容纳数万人，小的千人、百人不等。

经过几个战役后的我国年轻空军，当时也无空中堵截力量，地面高射炮也为数不多。所以，只能凭借防空情报，尽量减少损失，保证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行。重庆防空当局与交通部紧急协商后决定，除无线电外，充分利用长途电话担负空袭情报的传递任务。

交通部重庆区长途电话工程处，辖区有川东南、鄂西一带。我方调集了大批人力和物力，在沿江和川鄂公路沿线加紧敷设双铜话线电路，工程质量和通话音浪俱臻良好。这个工程处的技术员工，有百分之八十系从上海、南京、苏州、镇江等沪宁线上城市撤退到达的，处长王志钧原系苏州电话局总工程师。

重庆市区的长途台设在纯阳洞小山上，防空洞内装有长途预备台，载波机装在彭家花园山洞内。长途台敷设十五对长途专线，通至设在王家花园山洞内的防空司令部重庆情报所。

敌机袭渝，视天气而定。倘气候晴朗，就从汉口起飞沿江进入重庆；倘遇阴晴不定或有薄雾，就沿公路进入重庆。两线都是在川鄂交界的巴东分途。敌机飞至巴东时，重庆即施放空袭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一只红灯笼。当沿江来的敌机飞至丰都，沿公路来的飞至南川，重庆即放紧急警报，并在全市各高地悬挂两只红灯笼。敌机返航过万县或彭水两地时，重庆即放解除警报，各高地灯笼随之放下。

日军空军基地设在汉口，敌机一起飞，重庆即得到我方人员从汉口发来的无线电情报。凡敌占区沿线均有我地下电台。一进入非敌占区，即由长途电话传递空袭情报，长途电话迅速准确，凡遇空袭情报，所有官商电话一律停止让路。

1940年和1941年这两年中，敌机袭渝频繁，猖狂肆虐。1940年七八月间，敌扬言要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即在一星期内，使重庆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轮番轰炸之下，断水、断电、断炊，国家机关瘫痪。我国政府晓谕各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要求做好储水、储粮等工作，以应付困难。

在敌机频繁空袭中，为了更完善地密切配合，防空司令部与交通部商定，由重庆电话局遴派长途电话负责人，担任重庆情报所联络员，负责沟通和及时解决一切有关事项。

人们在这长期空袭中，根据天气和情报，就可以对这一天中的生活作出安排。如果这天气候晴朗，又无浓雾，就携带细软去郊区避难，在未走之前，还可向长途台或情报所打探一下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一天生活的准绳。向情报所打听消息的，一般是有关军事部门，向长途台打听的则是行政部门。行政院和财政部专派了一位姓朱的每天向长途台询问情况，社会部则由黄伯度次长亲向长途台询问空袭情报，其他还有一些公司、银行等单位。

在所谓疲劳轰炸之前不久，即1941年6月5日，重庆发生了一起震撼世界、骇人听闻的大惨案。下午6时，紧急警报拉响了，一直到午夜后近2点才解除警报。其实，这次袭渝敌机一共只有三架侦察机，分批轮番进入市空，每架盘旋约1小时后即飞离，如此三架循环，先后约达8小时。一个大防空洞，可容两万人，洞内黑暗，连最起码的通风口都没有，以致造成许多人窒息而死，估计死者达25000人左右。

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人民一致要求严惩失职官吏。后由行政院下令将重庆卫戍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查办，由军委会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重庆市长，某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

紧接着，国府明令成立了专门机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这个专门机构成立后，积极改进空袭救护，首先对防空洞增加通风设备，改进安全措施，主要大洞均设有专职洞长，负责管理一切事项，且在主要大洞装置了直通“总会”电话，必要情报分别由委员会通讯组通知。

两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所谓疲劳轰炸。日军的一批飞机刚炸完离开，汉口的另一批飞机又起飞了，一批接一批地轮番飞临重庆市轰炸，整整一星期后，才正式解除了空袭警报。但我们依靠迅速敏捷、准确无误的长途电话，在间隙中解除警报，让人们料理工作和生活；机关单位凭着准确的空袭情报，依然正常运行，损失与死伤均甚微。